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一書中的開頭，黃致豪律師寫下了這一段話：
也因此，我也要慎重地提醒讀者，本文所列舉的所有因素，都不必然構成無差別殺人案，我不願因這篇文章，讓精神疾病、被霸凌、教養問題等因素，成為社會千夫所指的對象。  隨著《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國內播映，許多人又開始重新關注「無差別殺人案」的議題；而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想做的則是，試圖從三本有關「無差別殺人案」的書籍中去梳理、拼湊出無差別殺人案可能發生的原因與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嘗試做些什麼。 這絕對不會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犯罪，而我希冀的，也是希望讀者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能更敏銳地去關心生活周遭的朋友、家人，減少這些悲劇發生的可能性。 為何無差別殺人案，特別讓人恐懼？
隨機殺人案為何會特別引起社會關注呢？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殺人的對象和一般殺人案不同：他們殺傷的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兇手根本不知道他們殺害的對象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來歷1，也就是「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2 那這一點為何會特別讓我們覺得可怕呢？我們都渴望對我們的人生有掌控感，都希望能夠自己的遭遇是可以推估、可以預測的。但是無差別殺人案讓我們害怕的地方就在於，即便我們素昧平生，依然有可能成為被殺害的對象，這讓我們無法預料，因而讓我們感到害怕。 如果用心理學的詞語來說，就是這樣的案件摧毀了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說」──某些人會成為受害者，他們也得為自己受害負起一些責任3。 而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因為如此，才令人特別的害怕，害怕也使我們激起許多情緒，例如憤怒、惶恐。也因為有這些情緒，讓我們對於這些案件的發生，更容易受到情緒所牽引，做出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例如朝人權辯護律師潑糞，或是寄黑函到兇手的家人家中。 那又有沒有哪些因素，可能推動著無差別殺人案的發生呢？ 殺人與自殺，只有一線之隔？事實上，在這些無差別殺人案當中，有許多的犯罪者本身是有強烈自殺慾望的4，例如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JR 荒川沖站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八王子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等案件中，「這些人沒有想過逃亡，他們打算就在犯罪現場被捕、被射殺，或者自殺。他們不只不重視他人生命，同時也看輕自己生命。」5，而美國的科倫拜事件，兩名兇手在殺人之後，也在犯罪現場以槍自斃6，同時，台灣的北捷殺人案，兇手在犯罪後供稱「因為不想活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就能被判死刑了。」他在第一次與辯護律師會晤時，也向律師說，「為什麼我沒有像美劇一樣，當場遭警方擊斃？」
而從自殺的這件事情，其實又能帶出一件事情──是什麼讓這些人想自殺的呢？ 湯瑪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博士認為，有三個因素會讓一個人走向自殺，第一個是受挫歸屬感（我總是孤單一人），第二個是自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的負擔（世界沒有我會更好），然而，要真正付諸實行，第三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我不害怕去死」7。 在科拜倫慘案發生之後，警方從兇手的家中搜出了許多祕密日記，這些日記私密到兇手家人從來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更遑論事先覺察。在日記當中，兇手寫滿了「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天哪，我真的好想去死……」等等的文字，從科倫拜慘案發生的兩年前，一直到慘案發生前夕為止，這些日記一直默默地藏在這個孩子的房間裡。 了解了這些無差別殺人案，多是出於想要自殺，其實代表著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做自殺防範的同時，也減少了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會。 人會想要自殺，部分原因是因為出於精神疾病的侵擾8。比如說，科倫拜殺人事件的兇手之一，便身受憂鬱所擾，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描述孤獨、憂鬱、反芻、執著於尋找愛」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會從憂鬱或自殺走向殺人的人，其實只是九牛一毛9。我不願這些話讓精神疾患背負惡名，因為精神疾患與無差別殺人案的交集僅是非常微小的一塊，正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所說的，嚴重精神疾病本身為暴力的風險僅有4%，不過當吸毒及酗酒伴隨出現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會提高一些10。 然而，就算知道了這些人想要自殺，但依然有一個謎團：是什麼因素，讓一個人從自殺走向無差別殺人？ 從自殺意念到無差別殺人事件亞當·蘭克佛 (Adam Lankford) 博士專門研究自殺炸彈客和大規模槍擊犯的自殺意圖。根據他所寫的，這些人有三個主要特徵：心理健康出問題，導致當事人想尋死、深感受迫害、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11如果從這個理論來看，「深感受迫害」和「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是一個人從自殺到無差別殺人的橋樑。 事實上，許多無差別殺人案的兇手，都曾經遭遇迫害，例如科倫拜事件的兩名兇手便是如此，他們在校園中屢遭霸凌，讓他們對這些霸凌者產生怨恨。12若我們深加探討這些迫害的發生，我們會得到一個更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便是──無論是科倫拜事件、秋葉原事件，或是北捷事件，這些兇手和社會都失去了連結感，而他們又深陷社會的泥沼裡，這使得他們對這個社會產生怨恨，因而決定對整個社會進行復仇。這也是他們會選擇「無差別」行兇的原因：對他們而言，造成他們落入這樣的境地裡的，正是整個社會。 順帶一提，除了遭遇霸凌之外，在青少年身上，兩人結伴犯案也是一個促成無差別殺人案發生的機緣。一份在 2001 年針對青少年校園槍手的研究指出，在 34 名青少年校園槍擊案當中，有 25%的人結伴犯案，與常是獨自一人犯案的成年狂暴殺手不同。在這份研究當中指出，通常這兩個搭檔，一個是精神病態，另一個則是易受他人左右、個性依賴、鬱鬱寡歡者。科倫拜事件的產生便是如此13，不過，雙人搭檔的情形在亞洲似乎不常見。 除了深感受迫害之外，「想透過殺戮來出名爭光」也是這些人犯下無差別殺人案的動機之一。就以北捷的案例與秋葉原的案例來說，兇手都希望透過殺人來幹一件大事14,15，而這種想要揚名立萬的心理，或許也和社會風氣有關，正因為這個社會如此地充滿了階級性與成王敗寇的理念，使得這些社會中最為孤立的人，想透過登上頭條來獲取大家的注意。 然而，有沒有可能，在「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的背後，他們渴望的其實是「誰都可以，拜託你懂我，拜託你來愛我？」。16 人際連結，或許是無差別殺人犯罪的良藥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既然一個人會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是因為與社會脫離連結而孤單一人，並因此而陷入極度的憂鬱當中，那麼，如果讓他們重新建立人際連結，是不是就能讓他們重新回歸社會了呢？」 事實上，有一些研究與案例，正支持著這樣的想法。 先來看看孤立無緣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困境。在 1970 年代，溫哥華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Bruce K. Alexander）設計了一個實驗，他們將老鼠放在一個空籠子裡面，裡面有兩瓶水，一瓶是清水，另一瓶是加了古柯鹼或海洛因的水。你猜，老鼠會去喝哪一瓶水？ 沒錯，就是那瓶有毒品的水。 但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亞歷山大設計了另一個籠子，裡面有許多的遊樂設施、許多好吃的食物，還有許的同伴。 有趣的事情來了，在這個獲得彼此連結的活動空間裡，老鼠居然不再吸食有毒品的水，而是乾淨的水！這樣的發現可以說是顛覆了我們傳統對於上癮的認知。 那麼，無差別殺人犯是否有可能因為與人重新產生連結，而重回社會當中呢？ 從《無論如何，就是想殺人》以及《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裡，都能讀到這樣的內容：貫串無差別殺人案兇手的生命裡，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是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人在意我」，他們要不是被孤立，就是遭逢人際霸凌，即便他們看起來好像有朋友，但是事實上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其實都深受憂鬱與孤單所苦。事實上，無論是老鼠或是人，一旦被孤立在這個社會當中時，我們渴望連結而不可得的痛苦，都是促使我們走向毀滅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吸毒、自殺、或是無差別的毀滅這個世界。 在台灣的判例上會以「無教化可能」作為判死刑的依據，然而，在挪威的社會裡並不是如此。挪威的監獄系統採取的是讓犯人互助合作、享有正常人際互動、並且過著優渥的生活，他們不標籤化犯人，不用囚犯編號稱呼犯人，而是用本名稱呼，每一個人都能保持著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和監獄官的互動就像朋友一般。 結果呢？這個監獄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包括成功矯治了一名曾經奪走 22 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奈瑟特 (Arnfinn Nesset)：奈瑟特最後以服刑時態度良好於服刑 14 年後釋放，隱姓埋名，過著平靜的日子。17 關心身旁的人，其實就是最好的預防當然，要台灣一夕之間改變原先的司法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從上面的這些事情讓我們知道，要預防這些犯罪的發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身旁的人感受到人際連結。坦白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中，蘇·克萊伯德提到的一樣，他從來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學校遭受如此嚴重的霸凌。 你或許會覺得她是個不負責任的媽媽，但事實上，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她的兒子不但對家人表達了許多愛意、互動融洽，且從來沒有向家人提起被霸凌等事情。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關心身旁的人呢？蘇·克萊伯德在她的序當中提到了，有位前同事注意到她 13歲的女兒變得有些孤僻，在聽了克萊伯德的故事之後，她決定追問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女兒終於忍不住崩潰，說出了她被強暴，並計畫打算尋死的事情。在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之後，讓我了解到，有許多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會輕易地和其他人吐露，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能夠更勇敢一點，主動尋求心理諮商等資源，或是身旁的人能夠敏銳覺察他人的變化，或許就能使這些悲劇免於發生。 下一篇文章當中，我們來看看關於加害者家屬的困境。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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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與 惡 的 距離 無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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