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部队，后改称台湾民主联军，是二二八事件时，由杨克煌、锺逸人、蔡铁城、黄信卿、古瑞云、谢雪红、黄金岛等台湾中部地区人士共同组织领导的反抗政府的武装民兵组织。二七部队是二二八事件时规模最大、维持最久的反抗势力组织[1]，也是当时全台民众口耳相传关注的焦点。“二七部队”的名称取自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2月27日傍晚发生在台北市的缉烟血案[2]。 目录
背景[编辑]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中华民国正处训政时期，当时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1931年国民政府制订《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行“一党训政”、“一党领政”、“一党领军”，军队由中国国民党指挥[3]，政权与治权完全属于中国国民党[4]，为党政军合一的体制。当时的军队称为“国民政府军”（简称为“国军”、“国府军”），实行“以党领军”的政策，军队同时效忠国民党与国家，此乃1947年12月25日行宪后改组成中华民国国军的前身。 因国民政府接管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军队纪律败坏，偷拐抢骗、开枪伤人，与民众冲突不绝。政府滥印钞票导致严重通货膨胀。陈仪本人大权独揽、颟顸刚愎[5]。政府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限制民间经济活动、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造成台湾失业问题严重。政府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支应国共内战，导致台湾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台湾开始出现少见的饥荒，各地出现抢米浪潮，治安败坏、盗贼横行、民不聊生、路有饿莩。[6][7]外省人相对于台湾人在社会地位及工作职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同样的职位也呈现薪资上的差别待遇，掌握资源者又对台湾人民进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一年多以来累积了庞大的民怨，各地反抗之声频传。 历史[编辑]1947年2月27日晚间，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此即缉烟血案，二二八事件爆发。 2月28日，民众前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请愿，但遭公署卫兵无预警开枪扫射，局势至此急遽恶化。下午三时，政府发布戒严令并出动武装军警开枪扫射台北市街头民众。群众占领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即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现址），并透过电台向全台湾广播说明2月27日晚间发生的缉烟血案，以及当天长官公署广场的流血事件，并控诉一年多来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与军警的暴行，呼吁全台湾民众驱逐各地贪官污吏以图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开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湾全岛，全台各地民众纷起抗暴。 3月2日，台中地区民众收到杨逵和锺逸人广泛印制倡议召开市民大会的传单，于台中戏院举行市民大会，共同推举台中市妇女会理事长谢雪红为大会主席，会中强烈抨击国民党暴政。参加群众决定游行示威，利用消防车鸣响警笛呼吁市民响应起义。3月3日，谢雪红在台中市参议会组成“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组织“人民大队”，简称“民军”。雾社地区一百多名原住民泰雅族人下山参与台中作战本部。民军的队伍计有彰化队、大甲队、丰原队、东势队、埔里队、员林队、田中队、太平队、独立治安队等等[8]。3月3日上午八时许，国军于教化会馆（空军后勤部供应分站）出动武装卡车在台中市区分途进行沿路扫射，采取两面包抄，与民军展开激烈枪战，双方皆有死伤。当日下午，各地民军自电台广播中获悉消息，纷纷赶赴台中并支援作战，与台湾中部地区多处国军的军事据点进行交战，自下午四时激战至晚上，夜雨中，枪炮声震动全台中市，国军部队陷入重重包围，试图突围失败，国军部队于当日晚间十时许缴械投降。至3月4日，民军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县警察局、台中市宪兵队、台中团管区司令部、台中军械库六处、台中广播电台、台中电信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机构。3月4日上午10时，台中水湳“空军三厂”（第三飞机制造厂）少将厂长云铎与民军谈和并交出武器，此时台中市区以及近郊悉数为民军控制。3月5日上午，虎尾、嘉义、高雄、台北各地的民军都向台中作战本部求援，作战本部乃将弹药交付支援作战。3月5日下午，谢雪红另组“特别志愿队”支援虎尾机场的战斗。 成立[编辑]3月6日，作战本部将在地八部队，及四百余名青年、学生，与二战后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组为“二七部队”，由锺逸人担任二七部队的部队长。[9]  这是一张1930年代的乌牛栏吊桥明信片，此处即为二二八事件之《乌牛栏之役》战场，图中可见乌牛栏吊桥上面有汽车在行驶。
二二八事件之乌牛栏之役中，二七部队警备队与国军廿一师交战战场现在的模样。 二七部队的基本队伍，包含黄信卿的埔里队、何集淮与蔡伯勋的中商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队）、吕焕章的中师队（台中师范学校学生队）、黄金岛的警备队（独立治安队）、李炳崑的建国工艺学校学生队、林大宜从农村招募当过日军的农民、延平学院学生、吴振武的民主保卫队离队队员，以及包含雾社地区泰雅族原住民青年的陈明忠的突袭队等等。职务分配以锺逸人为队长、古瑞云为副官、蔡铁城为宣传部长、黄信卿为参谋长、石朝耀为联络官、何集淮负责秘书处、吴崇雄为救护军医。建国工艺学校的校长是谢雪红，由教师李炳崑带领该校学生队[10]。又根据李碧锵口述，谢雪红的兵力仅靠建国工艺学校的学生，年岁只有十四、五岁左右[11]。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队的埔里队成功逮捕以蔡志昌为首的军统特务份子四十多名，并将之拘禁于台中监狱。3月7日，二七部队正式成军，并驻扎于台中“干城营区”、进驻干城营房，同时修理坦克、高射炮、机枪、迫击炮，并整修机场。3月8日，二七部队驰援嘉义的战斗。3月12日，二七部队得知国军大批增援部队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实力有限，以及避免与国军在台中市区进行正面的战斗因而波及台中市民，于是部队转往南投埔里，并改称“台湾民主联军”。二二八事件期间，二七部队除攻占台中各政府机关之外，亦武装支援嘉义、南投民众反抗国军的战斗。 集结埔里[编辑]二七部队因得知国军二十一师于3月12日已进逼台中。而当时已全盘控制台中市警、政、军机关的二七部队为避免与国军于台中市区战斗而波及市民，毅然决定于3月12日下午三时起撤出台中，并将部队，以及武器、弹药、粮食、车辆等物资暂时集结于埔里国民学校，台中至埔里间卡车来往不绝，沿途民众纷纷向民军战士致意[12][13]。3月13日上午，台湾民主联军（即二七部队）派出宣传队，分乘两辆卡车到埔里镇内各地进行宣传；宣传部长蔡铁城（《和平日报》台中总社采访主任）于车上演讲，说明该部队迁入埔里的任务，并号召埔里镇民同心协力抵抗国军21师。3月13日中午，台湾民主联军（二七部队）本部进驻埔里武德殿（现埔里镇公所位置）。3月13日下午三时许，国军21师先遣部队开抵台中，并侵占民间店铺与住宅以为营舍。 结束[编辑]3月14日，国军21师146旅436团之一部（兵力800人）进驻草屯，并继续前进至水里龟子头地方，企图向埔里推进，二七部队分队于下午五时获悉后在中途截击，迫使国军退回草屯。 3月15日，另一路国军部队（兵力一个营）由二水经集集前进至水里坑（今南投县水里乡），并占领日月潭与门牌潭两发电厂。又一路国军部队（兵力一个连）试图经由鱼池地方包围埔里。国军分路夹击二七部队，并缩小包围圈，此时埔里对外通道均为国军封锁。当时身为台中农学院学生的突袭队队长陈明忠于晚上十时率部夜袭，兵分三路，包围鱼池警察所，16日凌晨二时，与国军21师146旅436团第2营第4连在日月潭附近发生激战，国军颇有伤亡溃退水里坑。 3月16日，增援国军进攻埔里，警备队指挥官黄金岛率领三十余名学生军驻守乌牛栏吊桥西南边600米处的南、北两侧小山峦迎战，乘地利之便，由上午十一时激战至黄昏，战场上枪声与爆炸声持续不断，国军21师146旅436团第2营伤亡逾200人，此役重创国军，史称“乌牛栏之役”。不久后因当地原住民不支持游击作战，民军孤立无援又无法与他处队伍联系，又两军兵力火力差距过大、腹背受敌，加上弹药用罄，于3月16日晚间遂行解散，结束了中部地区的武力抗争。 其中成员谢雪红、杨克煌与古瑞云于事后逃亡中国大陆；成员锺逸人、黄金岛则陆续被捕，出狱后参与台湾民主化运动。 影响[编辑]设立于南投县埔里镇爱兰桥头（以前的乌牛栏桥所在地），以纪念二七部队对抗国军的《乌牛栏战役纪念碑》。 由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台湾中部地区有二七部队这一支本土武装部队以火力进行抵抗，并将开往台中市的大批国军增援部队吸引牵制转往南投山区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为平民未遭国军大规模滥杀的城市，如陈芳明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武装起义或武装抵抗已经发生正面作用，使民众死伤特别少。”[14] 南投县二二八事件乌牛栏战役纪念碑[编辑]南投县埔里镇爱兰桥头（前乌牛栏桥所在地）有一纪念二七部队对抗国军的《乌牛栏战役纪念碑》，在2004年由时任南投县长林宗男设立。 二七部队纪念碑[编辑]台中市干城里的二七部队纪念碑。 2017年，为表彰二七部队爱乡护民，台中市新文化协会推动在台中市干城公园设立纪念碑，并捐赠给市政府，二七部队长锺逸人、警备队长黄金岛到场见证揭碑和捐赠仪式。[15] 相关作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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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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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二 七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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