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耶夫勒——阿布迪卡迪尔·亚辛(Abdikadir Yasin)和他的妻子几个月来最担心的是，接到一个通知他们必须离开瑞典、返回中国西部的电话。中国政府已将那里数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集中关进了再教育营。 三年前，当中国加剧对这个少数民族的镇压的时候，这对夫妇加入了从新疆西部出走的维族人行列，最终来到了瑞典。在瑞典的避难申请被拒绝后，他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被驱逐出境，最后被送进那些拘禁营。 逃离中国的维族人一直在争取得到外界的接受、获准在外国避难的权利，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种限制——包括无处不在的监视和任意拘留——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维族人面临着来自中国当局和接纳国的一系列压力，像瑞典这样的东道国，已经接纳了许多逃离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的难民。 “只要你是维吾尔人，迟早会陷入这种境地，”亚辛在耶夫勒说。耶夫勒是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座小城，是他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我现在就是这样。” 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一百万或更多的维族人，尤其是那些近年来离开中国的维族人，常常有这种朝不保夕的无形存在感。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加大了他们被遣返回国的风险。  中国称他们是非法移民和危险的极端分子，尽管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去了中东的动乱地区。中国向邻国施压，劝诱这些国家遣返它们抓到的没有旅行许可的维吾尔人。 从去年起，中国当局也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向维吾尔人施压，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与他们联系，或威胁他们在新疆的家人，要求他们回国。 中国扩大了旨在切断维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再教育营，这种做法从去年起招来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中国政府最近试图通过把这些再教育营描述为舒适的就业培训中心来平息这种批评。 亚辛和他的律师说，考虑这家人难民申请的瑞典官员似乎拿不准他们在新疆面临的威胁，新疆是1100万维吾尔人的家乡。亚辛表示，尽管有来自律师的声明说，如果他被遣返回国，可能会被拘留，但瑞典移民局仍裁定他不符合庇护的标准。 “他们不相信维吾尔人在新疆面临这么多问题，”亚辛说。“移民官员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流亡团体的领导人说，在镇压行动阻止了人们出走之前，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已在几年的时间里离开了中国。许多人在中亚国家和土耳其，也有些人在阿拉伯国家定居了下来。有些人试图进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曾希望这些国家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但维族移民常常生活在不安定的状态，拿不准自己能在东道国待多久，他们害怕被遣返回国，而且经常担心仍在国内的家人。许多维吾尔人获得出国所需的护照和签证必须利用法律的漏洞和灰色地带。 “移居海外的领导人对外界普遍对维吾尔问题缺乏兴趣感到沮丧，对西方政府的缺乏兴趣尤其敏感，”厄舍克·库什丘-博楠方(Işık Kuşçu-Bonnenfant)通过电子邮件说，她是土耳其中东理工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研究维吾尔移民问题的副教授。 她说，移居海外的领导人只是在最近“才能有效地利用拘禁营问题来提高西方政府的意识”。 直到几年前，亚辛和妻子与许多在城市居住的维族中产阶级一样，已经适应了中国以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维族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更接近中亚人和土耳其人，而不是汉族人。 现年36岁的亚辛学过中文，也试图远离政治，曾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以销售汽车为生。他的妻子今年30岁，曾在幼儿园当教师，同时经营过一个纺织作坊。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由外国支持的维吾尔分裂分子制造的。2009年，一系列致命的民族冲突让乌鲁木齐动荡不安。警方试图扑灭维吾尔人的抗议活动，紧张气氛演变为针对汉族的杀人事件和针对维族的反击。 就连没有参与抗议活动和政治事业、相对富裕的维族中产阶级，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怀疑。 “由于经济上的歧视和种族定性政策，与我交谈过的、在城市生活的维吾尔人似乎对他们在中国的未来失去了希望，”总部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高级研究员亨利·萨兹耶夫斯基(Henryk Szadziewski)说。 “这些维吾尔人有钱贿赂新疆的官员，所以拿到了出国所需的签证和文件。” 亚辛的麻烦始于2015年，他说，在一场有关拆迁补偿的纠纷中，邻居们让他出来牵头。随着纠纷的升温，警方拘留了亚辛。他说，警察用电棒击他，并强迫他和其他居民在承认犯罪的文书上签字。 他试图通过社交媒体以及联系记者将纠纷公之于众，之后，他再次被拘留。他说，在这次拘留期间，他遭到了毒打和折磨，然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在他住院期间，亲戚们做好了把他连同妻子和幼小的女儿一同送出中国的准备。 他们一家人乘飞机来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后飞到了俄罗斯，最后去了斯德哥尔摩，并于2015年5月在那里提出庇护申请。 经过了近两年以及一次上诉之后，这对夫妇的庇护申请被正式拒绝。瑞典移民局接受亚辛是维吾尔人的事实，但不相信他关于自己如何逃离中国的描述，代理这对夫妇的律师费贾·日加(Fedja Ziga)表示。他还说，他认为他们的解释是一致且合理的。 申请被拒绝后，日加和他的家人进入德国寻求庇护。但在等待了一年后，他们被送回瑞典，因为根据欧盟的规定，只能在一个国家提出申请。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等候他们的官员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前往距离首都两小时车程的耶夫勒。他们蜷缩在耶夫勒的一条长凳上度过了回瑞典后的第一个夜晚。 没完没了的恐惧已经对亚辛及其家人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对他的妻子，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她怀上了第三个孩子，但在今年9月底流产了。 “考虑到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大量涌入，瑞典移民局的承受能力已经面临极大的压力，必须在这个背景下来看亚辛一家的案子，”驻台湾的瑞典记者约耶·奥尔森(Jojje Olsson)说；他是第一个报道亚辛案的记者。“瑞典既没有广泛报道过，也没有广泛讨论过中国的事情，这导致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鸿沟。” 瑞典以前曾驱逐过维吾尔人。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道，2012年，一名维吾尔男子和一名维吾尔女子在瑞典寻求庇护的申请遭拒后，被遣返回中国。 被遣返回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常见。据流亡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统计，在截至2017年的20年里，发生过317起维吾尔人被遣返回中国的情况。世维会的项目经理彼得·埃尔温(Peter Erwin)说，2017年以来，至少已发生过23次遣返情况，其中包括一名被德国遣返的男子，此人被遣返是因为官僚错误。 但中国当局对海外维吾尔人施加的压力也在增长。 许多维族人旅行使用中国护照，这些护照中有越来越多的将在未来几年过期，这将迫使一些维族人做出选择，或返回中国，或成为实际上的无国籍流亡者。 “如果我们生孩子，孩子将不能获得中国国籍，因为中国拒绝发护照，而土耳其也不会给我们护照，”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学生古丽（音）说。她要求不使用自己的姓，因为担心她在新疆的家人会因为她的直言而受到伤害。 “如果无法从任何国家获得公民身份，我们的下一代将面临很大的问题。” 上个月，亚辛及其家人赢得了延缓遣返的喘息机会。随着外界对新疆的镇压行动以及对他们案子的关注日益增加，瑞典移民局表示，将停止把维吾尔人和来自新疆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遣返回中国的做法。 但这家人仍感到焦虑。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目前住在高速公路旁的一个紧急住所里，最近的邻居是快餐店和加油站。他们是否能赢得在瑞典居留的权利仍不确定。 “我们还没有安全感，”亚辛的妻子说。“每当我看新闻，看到人们开始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时，我就感到非常高兴。” 1991年，还在乌鲁木齐读高中的依力哈木·艾依提作为品学兼优的维族学生代表新疆参加了世界红十字会在哈尔滨举行的青年夏令营，当时一起代表新疆青少年参加活动的还有5名汉族学生和另外一名维族学生。 近30年后的2019年底，作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海外维吾尔族人，依力哈木在悉尼参与会议作为骨干筹备建立澳洲本土帮助维吾尔族民族科学和教育发展的学术组织，会上几十位各个学科领域的参与者全部都是维吾尔族学者。 这三十年间，依力哈木的家乡乌鲁木齐经历了很多。截至2017年，汉族人口比例已经占到乌市总人口的74.91%。 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大规模暴力冲突导致超过200人死亡的七五事件。 2014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鲁木齐行的末尾，乌市火车站发生爆炸袭击，造成死伤。2018年，国际组织报告称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 “再教育营”，对此中国政府则反复表示“境外抹黑新疆报道充斥谎言”，“再教育营”根本不存在。 根深蒂固的歧视在依力哈木看来，早在他离开前的八九十年代，生活在乌鲁木齐就已经让他感到 “没有前途”。 “我很多同学大学毕业没工作。去找工作的话，一是歧视，二是工作都被内地或者新疆大学毕业的汉族占了，对于维族人来说，如果你的父母是政府官员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些工作，如果中等平民的话就没希望了。大学毕业证就是个纸。” “他们特别坦白，就说我们不雇维吾尔族。他们[生意人]都在安全厅的纪录里，如果你有十个职位， 要雇十位雇员，你起码要雇五六位汉族。如果你不雇的话，他们会把你纪录到黑名单。” 据中国政府官方乐观的统计，2017年新疆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生初次就业率为52.5%。同年统计数字显示，内地高校新疆籍应届毕业生就业率84.44%，而北京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了 97.46%。此前，2010年的数字则更加极端，新疆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有20%左右。 依力哈木的父亲曾经是新疆大学的维吾尔语教授，但从小依力哈木就被父母送去了汉语学校。 “他们知道上汉语学校以后前途比上维语要好。维语班毕业你很难找到工作，汉语班毕业你还有机会。在那里我们的民族普遍被认为是拉后腿的，很不文明的一个民族。这嵌入了中国教育系统——这个民族文化低。” 也是同样的原因，依力哈木的父母亲选择让他上警校。“当警察、当官员，工作好、工资好。上警校你毕业了就不用去找工作，花钱浪费时间。” 依力哈木说。 失业率在依力哈木看来同样解释了新疆，即依力哈木和许多维吾尔族认同的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冲突的原因。 “我坚决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这是反人道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也能理解，失业率太高。毕业生没工作，农民生活困难。中国政府逼得人没有出路。” “我的家乡，从历史上就是叫做东突厥斯坦，清朝以后才叫新疆。从本地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历史称呼。中国政府利用媒体将这个名字和疆独、犯罪联系在一起。汉族人一听就觉得恐怖，但这个名字本身并不是共产党所说的危险的名字。” “宝贝”护照和出境风波大二那年，依力哈木和早已举家移居南澳阿德莱德、小时候的玩伴邻居阿尔达娜结婚，并决定离开家乡去澳大利亚和她一起生活。 对依力哈木来说离开并不是一个多么困难的选择，然而怎么拿到护照，怎样离境赴澳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却不容易。 “去国外收垃圾、在餐厅做洗碗的工作我都愿意，能出国的话我什么都能干。” 依力哈木在采访中对ABC表示：“93年的时候是好的，可以出国，政策不像现在，对我们民族也很宽容。在那个时候，即使你遇到些麻烦，你还是可以出国的，现在护照都没有。” “拿护照我爸妈花了很多的钱行贿。你有门路的话花钱可以，没有门路的话，花钱都没法拿到护照。在北京上海、在内地，拿护照很容易。” “新疆在八十年代[取得护照]已经是很困难的了。2013到2016年有段时间特别容易，2016年后又变得很难。” 早已成为澳洲公民的依力哈木到现在都还收藏着他那本1998年就已经过期的中国护照。 用他的话说：“我好不容拿到的，是个宝贝。” “我出来的时候很困难。在北京机场把我查了两个多小时。把我的护照拿过去查，给新疆打电话，这个人为什么要出国。我给他们讲的很清楚，我要出国结婚，我的澳洲签证在我的护照上，他们就说这个护照真的假的，我差点误机了。起飞前十五分钟，允许我登机了。” “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受到这么大的歧视，我什么也没做，我父母亲还是大学老师。我们在新疆也属于中上层，也有不少汉族朋友，关系都挺好的。 在新疆的时候，受到歧视我会有点不高兴，但是出国的时候在机场，我是真的体会到了做维族人很难。” 维吾尔族警校生来澳大利亚前，可以说流利的维吾尔语和汉语的依力哈木在警校上大二，学习如何在新疆成为行政官员。 在学校，成绩不错的依力哈木是一个30人左右区队的中队长，和另一个汉族学生书记一起管这个区，但为了出国结婚，依力哈木从警校退学了。 “我上了一年警校就感觉到不能继续。这个工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一个有尊严的人就不想留。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有尊严但他没办法养家糊口。” “我们的一门课他们教我们要在每一个朋友圈里确定一个人作为耳朵，给他们发一点工资，让他们去监视他们的朋友圈。就是萝卜和大棒政策，如果他愿意做，那么好，如果他不做，也要逼他做。” “我听了就特别惊讶，在这里还有没有人权，人没有自己的选择？我在那时就想不通，这不是正义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阿。这个就是对新疆的特别政策，在内地汉族可能也有，但是不是像在新疆这边这样。” “一些大班的学生在监狱实习，他们就给我们说监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听完以后就流泪了，我就想不当警察了，我要出去。监狱的那些事情，他们都不把犯人当人看。那些监狱的犯人，他们也是人啊。” “学校还不允许你自己退学，编了个理由把我开除了，说我不好好学习，在学校打架喝酒闹事。然后护照上还得写无业人员。如果我说我在警校上过学，我也拿不到护照出不了国。” 白天刷盘子，晚上学政治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依力哈木有个宽敞明亮的家，院子里种着柠檬、橘子各种果树，家里还养着一只叫石榴的高龄老猫。自从1993年和太太阿尔达娜结婚来到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已经彻底成为依力哈木的家。 依力哈木和阿尔达娜的五个孩子都出生在阿德莱德，父母也早在1997年就搬来澳大利亚和他们一起居住。不过在依力哈木心里，乌鲁木齐仍旧是他的故乡，那些在微信上删除了他联系方式的人仍然是他的同学、朋友，他仍旧有家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 依力哈木和红十字会同事合影刊登在一张海报上在澳大利亚，依力哈木在餐厅刷过盘子、开过炸鱼薯条店、做过红十字会的审核官员，现在在为果汁公司做商务拓展，期间还用六七年时间兼职完成了一个国际关系的本科学历。 “我有房子，有汽车，想起我那些亲戚朋友，我就内疚，他们在怎么活着呢？我在这里很自由，在这个国家你要是不懒的话就没有歧视。像我找到工作，做的好，同事也尊敬我。我内心却始终不是特别高兴。特别是我联系不上我那些亲戚朋友。” Posted 10 Jan 2020Fri 10 Jan 2020 at 7:06pm, updated 12 Jan 2020Sun 12 Jan 2020 at 12:29pm |
新疆人为什么不能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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