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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運用感官對事物所得的心像來了解世界,但卻仍不能以質量保留以及長度保留來認知事物,此兒童 之認知發展處於:
懸賞詳解專技◆護理師◆產兒科護理學21.測量右枕前位(ROA)胎心音最清楚的部位是: (A)產婦右邊髂骨前上棘與臍部連線的中點 (B)產婦左邊髂骨前上棘與臍部連線的中點 ... 10 x前往解題懸賞詳解專技◆護理師◆產兒科護理學45.下列敘述何者為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的病徵? (A)急性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引起之腦脊髓膜發炎 (B)急性腦病變,出現肝功能、代... 10 x前往解題懸賞詳解X 學校護理師96.照護患有阿茲海默症的患者,下列何種護理活動最適切? (A)阿茲海默以記憶力缺損為主要問題,為加強患者的記性,環境中不應給予標示提醒 (B)為了维護... 10 x前往解題懸賞詳解X 學校護理師39.李同學在打籃球時突然感到左胸尖銳疼痛到急診求治,護理師視診發現李同學的 左側胸部起伏較小,且氣管偏向右側,聽診發現左側肺部呼吸音減弱、叩... 10 x前往解題為提供您最佳個人化且即時的服務,本網站透過使用"Cookies"記錄與存取您的瀏覽使用訊息。當您使用本網站,即表示您同意Cookies技術支援。更多資訊請參閱隱私權條款及Cookies說明。 登入說明:本站使用開放授權登入。 前两章节分别探讨了认知历程中的学习与记忆,而本章关注的则是语言和思考在认知历程扮演的角色。 语言为思考的载体,人类借由语言的使用(词汇与语音的组合)──包含听觉上的言语,以及视觉上的手语或文字──将个人想法建构成句子,各个句子再组合成文。人类文明的许多旷世巨作及知识,便是由大量的认知思考(处理认知内容)及语言处理累积而来。
本章节先介绍认知科学,再分六个段落讲述语言与思考,包括语言、思考、相关研究、跨文化研究、生活应用、书籍影音。
语言旨在个体之间的交流、沟通,但并非所有的交流都牵涉到听觉与言语。许多生物可透过姿势、动作、气味或声音相互沟通,五感皆可作为沟通的形式,这种沟通对于同类进行互动和发展社会关系的物种至关重要。例如:听障人士使用手语沟通,善用了视觉能力;视障人士使用点字来了解事物,属于触觉上的沟通。另外,也有发展摩斯密码(Morse code)、旗语(Flag
semaphore)等沟通方式。除此之外,语言更直接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思考。例如:皮拉罕语(Língua pirarrã)并没有精确的数量描述词、朋布罗人没有相对空间词汇等,皆显示了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会造型塑不同的思维模式。 可以依序分为讯息输入、中枢处理、讯息输出三阶段,分别对应到语言知觉、语言理解、与语言表达。 语言学(Linguistics)将语言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包含语音、构词、句法、语意等子领域。人类相比其他动物在生理构造及认知复杂度上拥有优势,因而能发展出更为细致的沟通系统。 思考包含两个层面:心像思考以及命题性思考。
认知科学编辑认知、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编辑语言与脑部编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罗杰·斯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等人的研究发现大脑的左右半球的语言功能是不对称的[1]。这个现象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不易察觉,因为胼胝体(corpus callosum)会连接两个半球,并借此交换来自大脑两个半球的讯息。由于被切除胼胝体的患者失去了交换两半球讯息的功能,因此在这些患者身上便能容易观察到这个现象。正常人的左脑一般具有语文优势,这个性质称为语言的脑侧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实验团队利用双耳分听(dichotic listening)的实验来验证这个说法,双耳分听的实验是让受试者用左右两个耳机同时收听两个不同的讯息,并要求受试者选择性地将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侧。不过随著脑造影与脑波的研究发展,发现其实左脑与右脑都会负责语言的功能,但所著重的性质向度有差异。例如在语音层次上,左脑负责一般语素的处理,右脑则负责声调与音律。 脑侧化与性别的关系人脑胼胝体结构上,女性相较男性有较多胼胝体连结,允许左右半球产生更多讯息交换。例如在判断音韵时,男性的脑区活动仅限于左脑,女性的脑区活动则是分布在左脑与右脑。在车祸中损伤部位为左脑时,男性的语言能力损伤较严重,可知女性的右脑可以弥补左脑的损伤,而男性较无此机制。也就是说男性语言的脑侧化较明显且集中在左脑,女性的脑侧化则相对不明显。 右耳优势在双耳分听的情况下,对于右撇子而言,传进右耳的讯息相较于左耳更易被传递至左脑,从而进行分辨;左撇子则有 50%相反。结论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右耳接收到的听觉讯息会较强烈的送至左脑。 另外,在受到特定区域的脑伤后会造成语言异常。根据历史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埃及人就记载敲击颞骨(temporal bone)会造成失语的症状,我们早期对于大脑与语言的了解大部分也来自脑部受到损伤后对语言造成的损害的观察。法国精神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Pierre Broca)于1861 年对失语症患者进行研究及治疗时在失语病人的大脑皮层额下回后部的布罗德曼分区系统第44、45区找到了语言发动区[2],后来这个区域就被命名为布罗卡氏区。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于1874 年发现位于听觉皮质与角脑回中间的左颞上回也和语言的能力有关,称为韦尼克区。布罗卡氏区主管著语言讯息的处理、话语的产生,并与韦尼克区由额叶和颞叶间的神经通路“弓状束”连接[3][4][5]。不过布罗卡氏区与韦尼克区的范围与界线并没有被明确的界定出来,且不同人的区域范围与界线可能不同。另外,每个区域可能都会参与不只一种的语言功能。 语言异常的例子编辑失语症(Aphasia)编辑Regions of the left hemisphere that can give rise to aphasia when damaged[6] 指一个或多个语言沟通机制已经受到损害,因此无法正常运作,是一种言语和语言障碍所综合而成的症状受损而引发的疾病。不过,失语症并不属于感觉(sensory)、智力(intellectual)、或精神疾病(psychiatric)上的缺陷,或是肌肉无力及认知失调,因为这些都跟个人语言能力无关。失语症患者在说话、阅读,或书写上,有语言表达能力的障碍,但是其智力并不会受到失语症的影响。失语症也会影响视觉语言,如手语[7]。与此相反的是,日常沟通使用的惯用语往往会被保留下来[8]。 譬如:在表达性失语症中,由于布罗卡区受损,患者失去了询问他人生日的语言能力,但依然可以唱生日歌[9]。在失语症中最普遍的病症为忘名症,指运用字词有困难的病状[10]。一个人的“语言”是经由社会化与思维进一步去口语表达的过程,它并不是由外围运动(peripheral motor)或感知困难(sensory difficulty)所造成的结果,像是瘫痪(paralysis)只会影响发声肌肉或引发一般的听力损伤。目前在美国境内的每一百万人中,就有一位失语症的患者。失语症最常见的致病原因是中风[7][11][12]。若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在四个主要沟通的语言机制中出现问题,或在短时间内有显著的语言衰退现象(progressive aphasia),将被诊断为失语症患者。这四个沟通的语言机制分别为听觉理解、言语表达、阅读和写作,以及功能性的沟通。
通常许多儿童会合并两到三种类型。 阅读困难(Dyslexia)编辑在智力无缺损的状况下,无法正常阅读和书写的症状。症状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其症状包括难以拼出单字、难以快速朗读字词、无法专注阅读、难以连续书写、无法言说脑中的字汇,或是无法理解阅读的内容。一般认为,读写困难可能肇因于先天遗传因素与后天环境因素,有些则与家族病史相关。确诊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通常也较容易发生读写障碍,也常同时出现算术障碍。如果成人出现相关症状,也许是脑部创伤、中风或失智症所导致。相关的病理机制与大脑处理语言的过程有关。诊断过程包括了失读症者的记忆、拼字能力、视力和阅读技巧等;诊断的过程中需先排除因为未受阅读教育或阅读教育品质不良所导致的阅读困难,或是失读症者可能具有的视听障碍。以台湾为例,约5-15% 的学童有阅读困难,而这其中又以6到8岁的儿童最多,但会随著年龄的增长而出现递减的趋势。有些父母因为担心孩子会被贴上了“学障”的标签,或不愿让孩子上资源班,因而没有及早发现孩子的问题,错过了治疗的关键期。事实上,在美国的研究发现,阅读困难是可以透过特殊的方法加以训练的,而且早期发现早期疗育,有高达九成的孩子最后能拥有正常的阅读能力。治疗通常是依据失读症者的需求,调整教学方法。虽然这无法治疗造成疾病的原因,但可能可以改善读写困难的情况。治疗视力对于失读症者没有疗效。读写障碍是最常见的学习障碍,且失读症者广布全球。该病主要大约影响3%~7%的人口,但其实有近20%的人口拥有某些程度的症状。常见确诊为失读症男性,但研究认为读写障碍不受性别限制,也不受地缘限制。有些人认为应将失读症视为学习路径与常人不同的群体,这对于个体的学习可能同时有利有弊。口吃(Stuttering)编辑是一种言语交流障碍,在说话时会出现不自然的停顿、重复、拉长,严重者还会有摆手、耸肩、眨眼等不自然的肢体动作。和失语症不同,口吃能正常组织词句,且口吃和智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口吃从最轻微可能难以察觉,最严重则足以阻碍大多数语言交流。不过它也包括言语前的反常犹豫或停顿(被口吃者称为“语塞”)和某些语音的拖长(通常为元音)。 口吃的许多表现不能被他人观察到;这包括对特定音素(通常为辅音)、字和词的恐惧,对特定情景的恐惧,还会出现焦虑、紧张、害羞和言语中“失控”的感觉。此外,部分口吃患者的口吃程度会随著环境给予的压力有变化,与患者的焦虑程度有关。在打电话时,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状会加重,而在特定状态时,如独处、唱歌或阅读,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状会显著减轻,有学者认为在这些活动中,语言发生的机制和其他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结果。口吃这一疾病的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探明,目前认为和遗传,神经生理,家庭和社会多方面都有关系。发育性口吃(Developmental stuttering)[13]编辑发育性口吃开始于儿童期,并且会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导致语龄儿童产生口吃的原因尚不清楚,一部分儿童的口吃情况会延续到成年。儿童口吃发生的平均年龄是30个月,一般都在六岁之前产生,通常65%的口吃儿童会在一到两年内自动康复,但5岁后发生的话,就只有18%的机率能够自动康复。六岁以后,儿童口吃一般必须接受言语治疗才可能康复。已经有学者指出某些特定基因与口及相关,即使目前仍没有科学证明指出口即是来自家族的有口吃习惯的,日积月累的相处上也会带给下一代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其它一些相关或相似的言语障碍包括:
认知与思考编辑认知(Cognition)是个体透过思想、经验和感官获得知识和理解的心理行为或对于过程外界事物进行了解的过程,包含内容(Content)和历程(Process)两个部分。
认知又可以为表征(Representation)以及思考交互作用下的结果,表征能够限制思考,而思考能够强化表征。表征代表外界刺激给予的材料,而思考代表处理的方式。思考习惯牵涉到文化氛围、后天学习等影响,在无形之中将强化人们对特定表征的选择。过去人生经验也会对现在的思考造成影响,而使人们的思考模式受到限制。身处同一个世界的人,会因人生经验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心智表征——比如“酒”对于台湾人跟美国人来说,第一步想到的可能是不同种类。
概念/类别的表征与组织编辑表征是由组织形成的,而组织具有阶层性,可分为:
基层具有优先性——大脑接收到讯息时通常以基层为优先,举例:上层-水果,基层-苹果,底层-金黄苹果。因为上层涵盖的内容太广泛,在沟通上双方不一定可以对应到相同的东西(水果可能指的是苹果或是梨子),而底层描述的对象太具特定性(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金黄苹果”这个品种),而基层介于上层跟底层的中间,不会有太过广泛或太具特定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苹果是什么),因此基层是大众的沟通阶层。小孩在刚学会讲话时,会有概念过度延伸或延伸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大人告诉孩子“狗”这个单字,小孩容易认为“四只脚、会走路”就是狗,此为概念过度延伸的例子;或者小孩只看过家里的狗,而认为其他的狗就不算是狗,此为延伸不足的问题。 思考(Thinking)对应前述认知的“历程”部份,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历程(Cognitive Process)。人们不断地从外界接收刺激,由大脑选择讯息构成记忆,并整理为具有意义和架构的知识(Knowledge)。当具备充足的知识后,人们借由“思考”的过程,利用长期记忆中的讯息(知识)去达成特定目的或完成某项事务。认知历程包含多项高阶的心智能力,包含感知、记忆、使用语言、抽象思考,与解决问题,甚至我们还能够以现有的知识创造出新的知识。R. E. Mayer(1983)指出,思考包含了(1)知觉和理解世界、(2)与他人进行交流,以及(3)解决生活中所遭遇问题这三种能力(赖惠德,2016)[14]。 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编辑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或作认知偏差、认知偏见等,是一种在判断中偏离规范或理性的系统模式。个人根据他们对输入的感知创造他们自己的“主观现实”。个人对现实的建构,而不是客观输入,可能会决定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为。因此,认知偏差有时可能会导致知觉扭曲、不准确的判断、不合逻辑的解释或广义上的非理性。 一些认知偏差大概是适应性的。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此外,允许认知偏差可以实现更快的决策,当及时性比准确性更有价值时,这可能是可取的,如启发法所示。其他认知偏差是人类处理能力极限的“副产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心理机制(有限理性)、个人体质和生物状态的影响(参见体化认知),或仅仅是由于处理资讯能力的极限。
人类在进行决策时,会过度偏重先前取得的资讯(称为锚点),即使这个资讯与这项决定无关。在进行决策时,人类倾向于利用此片断资讯(锚点),快速做出决定。在接下来的决定中,再以第一个决定为基准,逐步修正。但是人类容易过度利用锚点,来对其他资讯与决定做出诠释,当锚点与实际上的事实之间的有很大出入,就会出现当局者迷的情况。 该偏误最早由阿摩司·特沃斯基与丹尼尔·卡内曼进行观察,并以加以理论化。他们要求参加者在5秒内计算1×2×3×4×5×6×7×8或8×7×6×5×4×3×2×1。由于参加者没有足够时间计算,所以他们尝试估计答案。由小数字开始(1到8),参加者估计是512,由大数字开始(8到1)参加者估计是2250。而正确答案是40320。 举例:假设A店和B店都陈列完全一样的三千五百日圆混装饼干。A店主要是卖一千日圆左右的饼干为主,所以客人看到三千五百日圆的商品,会觉得“贵”。但是B店大多是卖价格在五千日圆上下的饼干,看到三千五百日圆的混装饼干,会觉得“便宜”。
或称确认偏差、证实偏差、肯证偏误、验证偏误、验证性偏见、我方偏见。是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资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设的趋势,属其中一类认知偏误和归纳推理中的一个系统性错误。当人们选择性收集或回忆信息时,又或带有偏见地解读信息时,他们便展现了确认偏误。 这种偏见尤其显见于带有强烈情绪的问题和传统观念上。例如,人们面对情伤,大多难以割舍,会在反复的情绪中来回摆荡挣扎,过程中不断回顾并对自己给予合理的解释与交代,直到身心得到平衡安顿为止。 回顾与重新认知的过程会建构一个新的认知事实,它受到个人价值观、家人或传统社会的压力、或宗教信仰等批判或趋避的影响,而倾向采取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说法或选择性的认知,以合理化整个事件,进而化解外部压力并获得身心上的平衡。例如说主张某宗教团体是邪教的人将该宗教经典中一些荒诞迷信的内容,及该团体一些信徒像是不顾配偶反对携带自家小孩参加宗教活动等偏激的行为,给当成该团体是邪教的证据,却忽略宗教经典的内容或部分信徒偏激的个人行为,与一个团体是否是邪教未必相关;或者相信算命的人听到命理师讲的话之后,就采信命理师的话,并把自己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中,和命理师讲述的相似的部分,给当成算命准确的证据;又例如当谈及枪支管制问题时,人们常偏好支持自己原立场,观点,也倾向将模棱两可的事实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比如,对于“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这样相反的理论,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会支持前者或后者,并都能为之找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自己所支持的理论。 “疑人偷斧”更是把这个思维偏误描写的很是贴切。 怀疑邻居家的孩子偷了斧子,怎么看怎么像贼,找到了斧子后,却怎么看怎么也不像了。 其实,我们人们在看这个世界的许多事情时,往往都会使用自己建立的座标看世界,站在带有立场的角度。俗话虽说眼见为凭,但人们往往只看见他们所相信的。因此,对于锚定偏误及确认偏误若有一定的顿悟,将可以使我们看得更宽广,退出有座标的立场。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编辑认知科学是建立在对感知、智能、语言、计算、推理甚至意识等诸多现象的研究和模型化上。
认知科学为一种跨学科的领域,但是边界仍然十分模糊。内容来自各种领域的贡献,包含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精神哲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及生物学。认知科学家和其他工作者透过共同的努力,期望能像其他科学一样,理解心智和它如何与周围世界交互作用。认知科学在不同的学科互相的碰撞、影响之下,造就了现在认知科学各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认知科学虽然涵盖非常广阔的领域,但并非所有与心智或者智力的运作相关的课题都属于认知科学。社会与文化因素、情感、意识、动物认知、比较心理学及进化心理学,常常因为其关键的哲学争议被排除在外,抑或不被重视。另一个认知科学试图回避的心智相关课题是感知的存在,有关它的讨论有时会将其限定於哲学上的概念;也有一些认知科学的团体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课题。关于应该如何理解心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以下是认知科学相关的一些主要课题方向: 人工智慧编辑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机器的认知。运用计算机实现人类的智能。 如今,人工智慧在运算方面已经远远强于人类。然而,“智能”牵涉到的不仅仅止于运算,还包括了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等问题,其中思维除了有意识的,还有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 mind)。因此,对人类智能的理解亦是与人工智慧习习相关的研究课题。此外,相关科学家也利用认知心理学去理解人工智慧的思考逻辑,并发现人工智慧与人类的认知有著密不可分个关系,两者的研究也能相辅相成。
注意(Attention)编辑“注意”,是对重要讯息的筛选。人脑每天会接收非常多的讯息,必须找出真正需要处理的部分。日常生活中最常运用的注意可分为两种,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与分别注意(Divided attention)。 1.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指個體的邊緣感覺系統接收外界的各種訊息刺激,引起神經衝動或神經興奮',此一訊息刺激稱為「感覺訊息」。感覺訊息並未經個體之解釋和歸類,僅能以毫秒計算停留的時間。這些訊息只有獲得「注意」時,才能受到中央認知系統的保留並做進一步的處理,但個體注意能力資源有限,未能對諸多同時輸入的訊息一一注意,因此在瞬間受到注意的訊息也十分有限。這種只對某些訊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對其他訊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現象,稱為「選擇性注意」。其具有以下特徵: 1. 訊息具顯著和對比性 2. 訊息具易得性 3. 形式特殊多變 2. 分别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以上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間分配到的注意力資源不均時,注意力越少的活動表現得越差。 在無意視盲的研究中(Arien Mack and Irvin Rock, 1998)[16]。則是指觀察者實際上在注意其他對象,未注意到當前刺激而出現視而不見的現象。實驗者提前製作一個簡短的影像,影像上呈現的是兩組身穿白色和黑色球衣的運動員在相互傳球,另一個影像呈現的是一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兩段影像經過透明處理後同時顯現於顯示屏上。實驗進行時,要求受試者進行數數,數白隊隊員的傳球次數或黑隊隊員的傳球次數,在 35 秒的時候,有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他徑直走入人群中間,從一邊走至另一邊。當實驗結束後,在受試者被詢問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後,詢問他們是否有看到異常的現象出現,結果 56%的觀察者報告沒有注意到黑猩猩。
理解编辑理解(Reasoning)是人类运用理性(reason)对一个叙述产生属于个人的结论或推论。每一个个体对于叙述会依自身过去的经验、个人的知识范围及个人当下所能获得的资讯产生结论或推论。 在阅读理解上有一些神奇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并不会将句子中的每个字在什么位置都看得很清楚,例如“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像是当你看完这句话后,才发这现里的字全是都乱的”,这种现象其实是人与生俱来的“自信”心理造成的,忽视细节,只通过“外貌”就匆忙对事物做出结论。人眼盯著一个汉字看的时候,馀光可以同时看到这个汉字左右边的1-2个汉字,加起来,眼睛一次最多能看5-6个汉字。而当你在阅读整段文章时,眼睛经常是跨行阅读,跳跃著前进。对文字的熟练度高甚至能“一目十行”。但是对比较不熟悉的文字,或是阅读比较难懂的字,阅读十字的跳跃就会比较小,也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
语言编辑学习与理解语言是一个极端复杂的过程。所有一般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熟练地学会语言。 在研究脑如何处理语言的领域里,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对于语言的研究,包括从语音的声音模式到词义以及整句意义等。语言学通常把语言现象分为正写法、语音学、音位学、词法学、语法学、语义学及语用学。而语言的许多面向,都可透过上述学科,抑或是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来研究。 认知科学对于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领域紧密相连。语言学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包含历史、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近 50 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看作一种认知现象,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是如何被习得和使用,以及它具体是如何构成的。 语言学家发现,当人在组织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时,他们明显不知道是何种规则构成了他们所说的话。故语言学家必须诉诸间接的方法来了解这些规则是什么,以及是否真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若言语真的由某种规则控制,这个规则也并没有在有意识的考虑中出现。 学习与发展心理编辑学习与心理发展,是人类逐渐获得资讯与知识的过程。孩童出生时并不具备知识,或只拥有很少的知识,而这取决于如何去定义“知识”。然而,如何解释孩童能迅速地学会语言、行走、以及识别人和物体的机制,就是学习和心理发展研究的目的。 发展认知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什么程度上这种能力是先天的,何种程度上是学习得来的。这个问题通常会放在先天与后天辩论的问题框架内。先天论(Nativism)者强调生物体的特征由基因先天决定;相反,经验主义者强调这些能力是从环境中习得。 众所皆知,对于孩童的正常成长来说,基因和环境刺激是必需的,但是关于基因如何指导认知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争论。在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中,一些人认为蕴藏著通用语法的特定讯息一定包含在基因中,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观点在生物学上不成立,认为基因决定了认知系统的框架,但是类似“语法如何运作”这样的特定事实,只能从经验中来学习。 记忆编辑我们使用记忆储存讯息,以供之后使用。一般认为记忆包含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可以将讯息保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尚未知道长期记忆的实际容量上限。短期记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保存讯息。 记忆也常被划分为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和非陈述性记忆(nondeclarative memory)。右侧为分类示意图。
透过物理性及心理性的刺激都可以改善记忆,前者如药物、电、磁的刺激;后者如学语言、玩麻将,两者都是透过改变大脑运作的方式来达成。
与心理学家一样,认知科学家也研究记忆,但更多著重在记忆是如何基于认知过程,以及认知和记忆之间的联系。例如,当人重新唤起一个忘记了很久的记忆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过程,使他们对记忆产生了联系而回想起这段记忆?或是辨认(根据上下文或者其他迹象回想起记忆)与回忆(唤回一个记忆)的认知过程有何区别? 知觉与行为编辑知觉是从感官中提取,并以某种方式处理信息的能力。而视觉和听觉是我们感知环境的两种最主要方式。视觉知觉研究中包含许多问题,例如: 我们何以能认出物体?何以能够感知到连续的视觉环境? 触-压觉、体感、嗅觉及味觉刺激的研究,也属于知觉研究的主题之下。 而行为则是系统的输出。对人类而言,行为由运动反应来完成。空间计划和动作、语音的产生,以及复杂的运动动作亦属于行为的一部分。 认知心理学编辑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心智功能,包括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考、解决问题跟智力等。认知心理学的主题十分多样化,包括感知、人类学习、注意力、分类、问题解决、决策、信息处理和检索、短期和长期记忆和遗忘、感觉编码、运动控制、心理语言学和阅读,但是特别著重在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用知识形塑、了解经验。 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随著研究发展还进一步扩展到了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等领域,它的兴起是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个巨大变化。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新学派,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新方向,更多的人则赞同美国心理学家库恩(Dennis Coon)的观点,称其为一个新“范式(Paradigm)”。范示又称典范,此概念最早由托马斯·S·库恩 (Thomas S. Kuhn) 率先提出并使其广为人知,“典范理论”主要说明科学知识的成长与变迁是非累积性的过程,整个科学知识的成长与变迁乃是顺著常态科学与科学革命时期交互循环的过程,这就是非累积性的革命变迁。并且,库恩把科学中新旧范式的更替称为科学革命。一些美国心理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认知心理学的出现是美国心理学发展中的第二次革命。 在心理学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主张研究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而不管内部的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则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内部心理过程。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强调严格的实验室方法,排斥一切主观经验的报告;认知心理学则既重视实验室实验,也重视主观经验的报告。对于认知心理学家来说,改变外部条件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揭示知识结构的辅助手段。 认知心理学重视心理学研究中综合的观点,强调各种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企图把全部认知过程统一起来,认为注意、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于一组现象的了解有助于说明另一组现象。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很可能会发现人类认知过程的统一加工模式。 由于电脑的隐喻和使用,认知心理学在 1960 年至 1970年 间得到许多人工智慧及其它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助益。事实上,它已发展成为一个跨领域的认知科学,此学门整合了一系列不同取向关于心灵与心智处理的研究。 国内发展编辑郑昭明教授撰写了国内第一本认知心理学教科书[17]。为国内的认知心理学教育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心理学的显学,包含认知内容与与认知历程两大部分,认知内容就是你所知的概念、事实、规则以及记忆等;认知历程就是你如何运用心理中的素材,例如解释事件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涵盖了推理、判断、决策、问题解决以及视觉认知等。随著脑神经科学与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学也将神经科学的技术与知识应用到判断、决策等议题上,例如郭文瑞老师发表在《科学》这个国际期刊的一篇文章发现人的决策历程在脑功能照影中的表现[18]。 汪曼颖、叶怡玉与黄荣村 ( 2013 ) 回顾 1970 年到 2012 年期间有关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依其在硬体系统、介面设计、产品开发、错误诊断与人为疏失、人员甄选,以及环境系统上的应用能力方面,加以整理与呈现。这些应用认知研究的发展受国际与本土的社会与产业脉络影响,研究焦点由复杂系统 ( 航空、核电、环境 ) 转为简单系统 ( 3C、手持装置 ),研究议题由操作的安全转而注重介面的人性化设计。 认知历程的测量与研究编辑成分历程编辑Serial Parallel Processes 高层次的心理认知活动往往可被分析、拆解为多个成分历程。某些成分历程必须一个接一个,分开、循序处理,这种成分历程称为依序历程;另一些则可以同时进行,称为平行历程。
上图为依序历程及平行历程的示意图。多个心理成分历程可能同为依序历程或平行历程,所花时间相同,因此我们需要透过特定的方法测量各心理历程的时间,并决定它们是属于依序历程或平行历程。 虽然心理学家常常用“平行历程”或者是“依序历程”去分类人的心理认知活动,但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历程是同时存在“平行”及“依序”两种历程。举例来说,当你在开车时,你可以一边聊天一边驾驶汽车。这时你的“语言”跟“开车”的历程是互相平行同时发生。但是当开车到一半时,路上突然窜出一只小狗,你踩了刹车并转弯闪开了那只狗。你是否发现,当你在闪避狗时,你的对话是否停止了?这是因为“开车”需要更多的心理资源所致,而你的“语言”被终止了。以上现象是因为人的“心理资源”有限所造成,关于心理资源的讨论会于下一部份更深入探讨。 反应时间与减算法编辑反应时间是个体从接受刺激开始,到做出预定反应为止的时间长度,也被认为是心智历程所需的进行时间。心理学家常利用反应时间的测定,来判断哪些作业属于依序历程,哪些作业属于平行历程。 为了探讨心智历程的速度,荷兰心理学家 F. C. Donders(1868)以减算法(subtraction method)解释实验中不同的心智步骤(mental steps)会影响受试者对事物的处理与反应时间[19][20]。在他的实验中,会让受试者读一篇类似下方所示的文章(F. C. Donders' Test of Mental Process) :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I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 而受试者的作业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
由于在第 2 部分中,受试者除了要和第 1 部分一样进行刺激分类(stimulus categorization),分辨看到的是母音还是子音外,还须进行适当的反应选择(response selection),来决定要写"C"还是写"V"。因为牵涉到比较多的处理,所以会使受试者消耗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另外,实验作业的第 3 部分是用来比较第 1 部分中,受试者写"C"跟写"V"是否会造成速率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第 3 部分跟第 1 部分所需的时间差不多。因此,F. C. Donders 的实验证实了额外的心智步骤会导致个体在其中花费更多的时间。 F. C. Donders 所设计的实验方法有一些缺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所做作业的文字都是相同的,而人有可能在短时间中变得熟练,进而使实验中第三部分跟第一部分有明显的反应时间差距。除非重复同一份作业的问题能被消除,否则实验的结果没有太大的意义。尽管如此,F. C. Donders 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越多的心智步骤会导致更长的反应时间,深深地影响心理学的发展。至今,许多研究仍然遵循著这结论而获得更深远的发现。 总而言之,当接受以定的刺激而开始反应后,多了一个反应步骤,心智历程所需的进行时间也越多,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第二组除了区分大小写,还要区分子母音,这使得反应速度有所延迟。 心理资源(mental resources)编辑心理学家也会借由特定心理程序所需的心理资源,去判断该程序为依序历程或者是平行历程。 心理资源借由注意历程分配,而所谓的“注意历程(attentional process)”就是─个体受刺激后到处理刺激的这段历程。所以,在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条件下,注意力的分配决定了人所能察觉到的资讯。依照所需的注意力多寡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历程:
在某些情况下(如过度学习),可以简化耗费大量心理资源的“控制历程”,某种程度可说是将“控制历程”转化为“自动历程”(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21]。例如,当棒球打击者往空隙击出一颗强劲的平飞球,看似无法接到,此时游击手往球奋力一扑,棒球迳直被游击手拦下。当普通人正在犹豫是否要去接球时,游击手已经向球扑了出去。对于游击手而言,扑向这颗平飞球是一种条件反射,甚至有可能在反应后才意识到球已经进入手套了,此时可说“游击手扑向棒球”已成为一种简单快速的“自动历程”;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扑向棒球是属于复杂而缓慢的“控制历程”。以下两个实验,可作为自动历程对于认知影响的实例。 注意历程
现阶段透过网际网路,我们有可能发现有许多游戏也有类似的实验。人们在外关与语意上要找到一个突破点,否则在进行反应时,史楚普效应显得明显。 一心多用编辑生活中常有一心多用的行为情境,例如同时开多个分页查资料、处理报告时回应新讯息,或是开车时听音乐等。我们时常觉得效率极佳,并省去了许多时间。然而人是否确实能一心多用? 人的专注力有限,当在两项工作之间切换时,一方面必须回顾先前的工作进度;另一方面,一部份的心理资源仍会被前一项事件占据,而专注度可减缓这样的效果。时间压力带来的专注度,对迅速切换工作重心有所帮助,可减低或消除前项工作在记忆中占据的时间影响(有关工作记忆的内容,请参考前章 3.3.2 段落)。另外,当两项心理工作的性质越接近,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愈高。例如:一边说话一边看电视很困难,因为一方面要处理有意义的语言讯息,一方面又要输出有意义的语言讯息,两者工作势必相互干扰;而工作性质差距越大,则较有可能互不干扰,甚至可以提升效率。 然而,前文所述的一心多用者,研究显示,实际上只占总人口的 2.5%[25]。亦有研究显示:在相关的心理测验中,认为自己是一心多用者的自信愈高,这些人的表现通常愈差[26]。
而关于一心多用的男女差异,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海斯贝特·施托特(Gijsbert Stoet)博士及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基思·劳斯(Keith Laws)教授作了以下两个实验: 實驗一 : 讓受試者們坐在電腦前進行測試,這些測試會要求他們在計數及形狀辨識這兩項任務中轉換。任務剛開始時,實驗對象都可以及時完成任務,但當任務混合交替出現時,受試者的速度顯著的變慢且錯誤率上升,男性反應速度比正常情況下慢 77%,而女性則為 69%。 實驗二 : 讓受試者們在八分鐘之內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包括:在地圖上定位餐廳位置、解決簡單數學問題、接電話、決定要如何在田地裡找到一把丟失的鑰匙等等。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有更加優秀的表現,尤其在尋找鑰匙這一環節。 通过这两项测试,专家们认为在多任务执行时,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势”。“多任务执行能力在办公室里变得愈发重要,人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各种琐事打扰著整个工作流程,男性似乎在这种不停转换下显得更加痛苦。”因此,若男性真的会慢于女性,这将对工作场合的人力安排有很大的影响。
参与者需要记住96个句子 - 8 个单独的列表,每个列表中有 12 个动词-名词句子。句子是按随机顺序排列的,所有要记住的句子都记录在CD上,每隔一个列表就会出现噪音,每 9 秒读取一个新项目。在高噪声条件下,动词-名词句子在听觉白噪声(78 dB)期间呈现,而在低噪声条件下,句子呈现则没有白噪声。接著研究人员分别在两种噪音条件下进行了情景式口头自由回忆测试。 结果 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的表现在白噪音的环境中可以获得显著改善,原本注意力集中的儿童表现反而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在高噪声条件下比在低噪声条件下表现更好,而正常注意力组的情况正好相反。 讨论 正如预测一般,结果显示噪音对从正常人群中选择的注意力集中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有著不同影响。被老师评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表现有显著提高;而那些被评为注意力集中的孩子,表现随著噪音强度增加而显著下降。有一方的理论解释是,噪音通常会增加“唤醒”(arousal),使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更加警觉,不那么昏昏欲睡。此外,在注意力不集中组中还观察到,阅读能力与噪声增强之间的呈正相关,表示白噪声确实可以增强意识,这个现象与阅读障碍是由语音缺陷引起的观点是一致的。 结论 白噪音对于正常人群中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在执行认知任务时大有益处。因此,以白噪音作为外部刺激来调节认知表现,具有实际应用的潜力,既提供非侵入性帮助,也能有效改善有注意力问题儿童的学习成绩。这对于对大量药物使用而感到不安的父母来说,可以是相当有效的辅助解方。 语言编辑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动物和人类最大的差别是语言的使用。在近年的许多研究中,人类诸多的心智运作历程,包含感觉、注意、记忆和决策等,在动物身上也可见相似的对应。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沟通的心智运作历程相似性却不高,故透过动物研究所得到的帮助极为有限,而必须借助语言能力受损之病患的研究理解语言区块的大脑运作。 科学家们利用系统性的比较人类与动物的大脑结构差异后,发现前额叶脑回区中的布洛卡区(Broca's
area)(人类语言主要形成及表达的区域)以及左下部顶叶皮质(管理语言会话跟书写的区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大脑结构差异最大的地方,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独特性。 语言的特性编辑
语言的结构编辑语言是人类沟通讯息、传达思想的主要方式。虽然不同种族、国籍者所说所写不同,但“人类具有语言”是个普世皆然的现象。以下透过树状图将语法、音素、语素、句法、言谈与语言变化等六项进行分类,详细内容如下。 语法(Grammar)编辑语法(又译文法)是人类用以诠释及组成字词的语言规则或类别的一套系统。 语法分为两种:
音素编辑音素(或称音位,phoneme)是声音的最小单位,也是语言层次的最小单位,能够对语言的意义产生影响,在相同的语言中,音素是能令人辨别不同字词的最小单位。人类透过发声器官可以产生许多的声音,但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人类的语言。当一连串的声音被分解为可以在语言上产生意义的最小单位时,就被称为音素。 语素具有类别知觉(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属性,一个音素的知觉类别内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声学变异。 音素可以分成辅音和元音,概念分别类似于子音和母音。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主要区别有下列几种:
语素编辑语素(morpheme),又称词素,是指传达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单独的音素无法传达意义,当数个音素组合成为一个最小的单位,可以传达意义时,即成为语素。语素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词,或与其他语素结合成一词汇。在语言研究中专门探讨语素的科目称为morphology。 词素可以依照能否独立使用而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所有词素的总合称为心理辞典(lexicon),以英语为母语的成年人,心理辞典的词素总数超过八万个。词素可以进一步组合成为词(word)。但在汉语里,如何界定语素的看法是不统一的,有学者认为中文词(word)是其基本单位,如“吃饭”;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中文字(character)才是基本单位,如“吃”、“饭”,而目前未有定论。 语意学:研究字词意义的学科称为“语意学(semantics)”,其研究也可以使用于更大的语言单位,包括句子及言谈的层次。界定字词意义可使用下列三种理论:
句法编辑句法指一门语言里,决定词、片语、从句等句子成分如何组成其上级成分,支配句子结构,直到组成句子的规则或过程。这一概念常常与文法混淆,这是因为文法研究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句法的内容,但文法不仅关注句子结构的形成,也同时关注句子成分的文法功能和文法意义。 研究句法的学科为“语法学”([Syntax]),代表学者则为庄斯基。庄斯基指出句子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包括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s),具有变化多样性的字词组合方式;以及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代表句子所传达的意义。表层和深层结构间则可透过转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er)来相互沟通。 句法的基本原则在自然界中是很不自然的事,句法是一个“离散的组合系统”。数量有限的离散元素(语词)随机抓取、组合、改变序列,以创造出更大的结构(句子)。例如:“人咬狗”的意思和句子里的三个语词的意思都不相同,也和这三个语词倒过来的组合意思不同。在离散的组合系统里(例如:语言),可以有无限多的不同组合方式,从而有无穷无尽的意义。 言谈编辑语言分析的最大单位为言谈(discourse),此层次使用多个句子组成日常生活的对话、叙事、文章段落。为了理解言谈的内容,我们需要依赖基模(schema)的知识,将数个概念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架构。
研究社会情境如何影响言谈的学科则称为“语用学”(pragmatics)。语用的社会情境依赖言谈的对象、言谈发生的地点、言谈的主题以及言谈者的目标来决定。如我们和同学交谈时,语言的表达就会和与教授交谈不同。自闭症患童所表现的语言缺损,就是无法配合不同的社会情境来改变语言表达,进而产生不适当的语言反应。 语言变化编辑许多语言会随着说话者采用或发明新的说话方式而发生变化,而且会在言语共同体内扩散。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会发生在语音、词汇、形态、文法甚至语用等层面。尽管语言变化最初常被认为是一种语言消退或语言规范的弱化,因而被消极对待,但这种变化实属自然且不可避免。 语言变化可能会影响特定语音或整个语音系统,包括语音或语音特征的替换,这可能导致原有语音损失,甚至变成以前没有的新语音。语音变化通常具有规律性,故无论满足结构条件与否,语音都会成体系地变化,而任何非语音因素皆可忽略。但体系性变化并不绝对,也常有仅改变一个或几个词的个例,而有时此种变化会触发语音系统的链式音移,如日耳曼语族所有的塞音都曾发生此现象:最开始 *bʰ 变为 /b/,导致原来的 *b 变为 /p/,然后又导致原来的 *p 变为 /f/,这一过程被称为格林定律。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意大利语族里面 p 开头的词 pater 和 pisces,对应到日耳曼语族里,就会变成 p 开头的 father 和 fish。链式音移另外一个著名例子,是英语的元音大推移,这是现代英语正写法与发音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例子,是闽南语的八声经过演变后,第二声与第六声合并,如今只剩七调。 语音变化的另外一种原因是元音缩合,即由于发音模糊等原因,在两个独立的词中有大量音素脱落,逐渐缩短为同一词内的两个音节甚至两个语音的现象,例如拉丁语 mea domina 后来变成了法语中的 madame 和美式英语中的 ma'am。 语言在文法层面也会发生变化,这些现象常常在词或词素脱落后,文法系统无意识地重组语言时发生,例如标准西班牙语利用屈折变化 -s 来标记动词第二人称,但一部分加勒比海西班牙语当中之 -s 脱落,导致它们只能前置人称代词 tú 来表示第二人称,故西班牙语当中 ¿como te llamas? [ˈkomo te ˈjamas](“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句子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就变成了 ¿como tú te llama? [ˈkomo tu te ˈjama]。由此可见细微的语音变化也会影响形态和文法。文法变化的另外一个常见原因,是特定话语模式的固化,即文法化,如熟语的形成等,例如英语中 going to 由“去”的含义,转变成“将要”的意思(如 I'm gonna),而在某些英语方言内,这种变化是非常彻底的。 语言变化可能会受到其内部因素推动,例如特定语音在难以听辨或发音的情况下,容易促使语音改变,或者通过成体系的变化,使一些罕见的语言结构常态化。语言变化的另一类因素则是社会性的,例如当某些发音代表了特定群体、社会阶层或意识形态集团的时候,希望进入这些群体的人就会模仿、采用那些发音,于是在客观上就发生了语音变化,由此可知身份构建和政治议题也会对语言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语言的发展编辑语言习得的先天与后天的观点编辑根据习得语言的顺序与方式,将其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1.先天习得观点(nativist theory) 2.后天习得观点(empiricist theory) 在支持后天习得观点的证据上,有一实验发现,幼年时家庭(外在环境)对孩童的沟通字数语词汇复杂度,会影响孩童长大后语言能力的变异。研究细节:某研究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进行儿童语言发展的追踪,纪录了十三个白领阶级、二十六个蓝领阶级与六个贫困家庭的小孩,从10个月大3岁之间的每个月一小时的亲子对话。结果发现在不同社经环境下成长的小孩,语言发展有极大的差异,在白领阶级中长大的三岁小孩会讲1100个字,蓝领阶级中的小孩会说750字,而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只会说500个字。研究者发现,这项语言发展的差异和其用语言沟通的相关经验有密切关系,三种不同家庭环境的小孩听到的字数多寡与词汇复杂度有所不同,白领最丰富、蓝领次之、贫困家庭最少。该研究显示了三岁前幼儿期的语言互动经验,可以解释小孩十岁时语言能力变异的61%,甚至与成长后的沟通能力有关。 3.相互作用观点(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语言发展过程编辑初生的婴儿即有分辨某些语言的能力,例如在英语国家,两三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分辨出有声(B,G)音素与无声(P,K)音素的不同。婴儿和语言互动的经验,随著年岁增长而逐渐增加。大人对婴儿互动的话语具有一些特色,通常是短句、吐字清楚、片语有明显间断,同时使用带有情绪的高声调话语。婴幼儿在尚未能正式使用语言之前,可能就有说话的意图。他们从发出“咕咕声”开始,然后六至十个月就可以发出许多牙牙学语的语音,一岁左右这些语音接近母语的语音系统。婴幼儿大约在一岁时会说出词汇,在许多语言中“mama”、“ dada”常是婴幼儿最早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 婴幼儿两岁开始会用字词,例如用“没了” 来指涉目前看不到的事物。台湾的小孩通常在两岁时可以说出200个字,三岁说出570个字。他们在开始学习对应字词的意思时,会出现“过度引申”(over-extension )或“引申不足” (under-extension) 的现象。前者如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年轻男性的相片都会叫“爸爸”;后者如小孩称呼家中养的狗叫 “狗狗”,但是在公园看到的狗却不认为是“狗狗” 。这两种现象都来自于不了解该字的关键意义,过度放大或缩减词汇的使用范围,以致于错误的选用词汇。 幼儿约七个月大时,就对语言中的文法规则性有所觉察;约两岁时有双字词的句子出现 , 此时语言类似电报语言,但这其中仍然蕴藏了逻辑思维及时间关系,例如小孩会 “丢球,没了。”到三岁时,英语国家的孩童会发展出主词一动词一受词结构,可以把字或符号填入文法正确的句子中。 在母语学习的过程中,成人很少刻意教导小孩文法规则,但小孩到了四岁时,就能够将体会到的文法规则应用到词汇与句子中。当孩童开始学习词语各种语法上的变化时,是将规则与不规则的变化(例如英文动词的过去式或名词的多数)当成个别案例来学习,通常他们不会犯错。但是一旦知道词语的变化具有某种规则后,他们就会把规则应用到不规则变化的词类上,这称为过度规则化失误(over-regularization errors);随后才会慢慢地修正。虽然华语语词没有动词时态或名词复数变化,但华语儿童也需要学习语词的语法规则,例如华语中的量词(如两“个”人、三“张”纸)。“个”是儿童最早使用的量词,因此在“个”的使用上也比輆容易出现过度规则化失误,例如两“个”小狗。有主题对话的用语约在五岁至九岁间发展,孩童此时会开始使用比喻,并了解某些语言在使用上的微妙之处,例如一语双关。 语言的起源编辑据目前统计,世界范围有多达6000多种的语言,但语言的起源依旧是“人类学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神经科学家、遗传学家等应用各种方式去探究这一课题,众多的假说可以根据其前提假设进行划分成以下但不限于的主要两大类:
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认为语言并不是从灵长类的交流方式,而是从灵长类的某些可以通过认知能力控制的沟通方式中发展而来,这些方式更多是基于手势而非发声的。[27] 而现今唯一一位支持非连续性假说的诺姆·杭士基认为语言不可能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来,因为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进行定义的。[28]杭士基如此回应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说:“在研究语言起源的很长历史中,人们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来。然而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的”。而当问到如何解释语言起源时,乔姆斯基的回答是我们无法知晓:“讲一个神话故事的话,很久以前某些灵长类动物在到处闲逛,突然间,或许是在奇异的宇宙射线的辐射后,产生了一些随机突变,它重组了灵长类大脑,并将一个语言器官植入其中”。他提醒说不应该仅仅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他的故事,同时也坚持“和其他包括语言在内的与演化有关的神话故事相比,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最近,乔姆斯基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产生于某个个体的一个随机突变,导致了语言在突然之间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现。 大多数学者则更倾向于连续性假说,但对于演变的过程他们各自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把语言能力看作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其中包括史迪芬·平克(Steven Arthur Pinker)在内,他们避免去研究灵长类中明确的语言雏型,而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本能”是通过通常的方式渐进演化而来。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并不是从灵长类的交流、而是从灵长类的认知能力中演化而来,因此也更为复杂。而麦可·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学者则认为,语言是从灵长类的某些可以通过认知控制的沟通方式中发展而来,这些方式更多地是基于手势而非发声的。还有些支持发声说的人把语言看作是发源于音乐。 思考编辑语言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于辨识方位、学习数字、回溯记忆等思考的能力,都不相同。近年来开始有经验证据显示这种因果关系,母语确实会影响人们对世上许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美国认知科学家蕾拉・博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曾经做了个实验:在澳洲北部约克角的西海岸,有个叫朋布罗(Pormpuraaw)的小型原住民部落,博洛迪斯基站在一名五岁小女孩旁边,请她指出北方,她毫不犹豫地指出精确方位,经罗盘确认后发现完全正确。博洛迪斯基回到美国史丹佛大学演讲,向听众中的杰出学者提出相同要求,请他们指出北方,结果很多人都无法做到,胡乱指出了一个方向。在某个文化中成长的五岁女童可以轻易做到的事,在另一些文化中的科学家却很难做到,这种认知能力的差异便是语言与思考交互影响的例子。朋布罗人使用库克萨优里语(Kuuk Thaayorre),和英语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左”和“右”这类相对的空间词汇,他们用的是绝对的基本方向(东、西、南、北等)。英语当然也有绝对的基本方向词汇,但只用在描述大空间尺度,例如英语母语者不会说:“他把前菜叉摆在主餐叉的东南边,真是没教养!”然而在库克萨优里语中,绝对的基本方向用在描述各种尺度,例如“杯子在盘子的东南边”、“站在玛莉南边的男孩是我哥哥”。在朋布罗,每个人必须随时知道自己的方位,如此才能正确地表达。过去20年来,德国马克士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列文森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哈维兰做过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显示仰赖绝对方向的语言使用者很擅长标定自己的方位,即使在陌生的野外或室内亦然,他们的方向感明显胜过生活在相同环境但不使用这类语言的人。 我们的思考会影响说话的方式,但反之也成立。过去10年中,不少巧妙的实验都证实,语言确实会影响人类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当说话方式改变,思考方式也出现变化,例如教人们学习新的色彩辞汇时,他们区辨色彩的能力会跟著改变,而人们学会以新的方式描述时间时,也会以新的方法思考时间。此外,语言对许多人类心智活动影响之深,远超过科学家先前的预测。即使是简单的区分颜色、计算萤幕上的点数,或在小房间内判定方位,人们都必须依赖语言。当人们的语言流畅表达能力受到限制时,比方要求受试者反复念一条有点难度的新闻,上述区分色彩、计算点数、判断方位等简单的小活动表现都会有差。这意味著语言的差异会对我们的心智活动造成广泛的影响。科学家口中的“思考”,其实是由语言和非语言的历程结合而成,也因此,语言在人类的思考过程中扮演著至关重要的角色。 相关研究编辑语言使用与处理编辑语言的理解与产出编辑在科学研究语言的领域中普遍同意,“语言的理解与产出”必然与“人的语言知识以及语言处理能力”有关,但具体关系为何还有很大的争议。 上述Nick Chater
等人认为语言的理解与产出,同属语言处理的步骤,为同一技能。他们以“人类的记忆容量有基本限制”为此主张提出证据。因为大脑在处理语言时皆须处理大量的资讯,而人类在聆听或说话时的处理时间都是几百毫秒等级,上述的理解产出过程并不容许以离线方式、慢慢用语言知识去处理,而是必须具备即时性,并交替不断地进行,才不至于超出人类的记忆限制。他们把这种语言处理模式称为"on-line learning"。 不过,虽然为同一技能,但 Nick Chater 建构的模型也说明了,语言理解和产出往往呈现不对称性,于是同一个人在这两方面的能力有差距乃是正常不过的事。(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29]。 人类与猴子的语音预测能力编辑许多动物都拥有理解次序关系的能力,透过反复学习某些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累积经验,感知背后的规律。不过,人类在这方面有没有比其他动物更胜一筹呢? 一份研究指出,在学习序列的过程中,脑部会对各种正确或违规的序列发出神经振荡,而且当中发生的振荡耦合不管在人类或在猴子的神经系统中都能观察得到,且两者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表示这种神经现象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大幅进化,相反的是被完整保留下来。 此研究采用语音来进行实验。研究人员首先创造一些没有意义的字词,如 yag、lek、kem 等等,然后规定他们出现的次序关系(即人造文法 artificial grammar)。实验中,人类与猴子均会听到一系列由上述词汇文法组成的语句,令他们尝试从中学习字词的规律法则。接著,研究人员会播放另一组语句,当中既有文法正确的句字,也有文法错误的句子,并把人类和猴子的听觉皮层之神经反应记录下来。结果显示,他们对监察和预测序列的神经反应,均在神经元规模上呈现低频相位与高频振幅的耦合。此研究有助日后理解一些失去语音预测能力的病人的脑部架构,并建立相应的模型,用作疾病预防和诊症(Kikuchi et al., 2017)[30]。 创伤与语言习得编辑2016 年,Kaplan、Stolk、Valibhoy、Tucker、Baker 曾探讨战争下的难民,其经历过的创伤是否会影响到认知系统,进而对语言学习造成负面影响。根据调查,每年约有 60000 个难民儿童在西方国家被重新安顿,而此研究发现,这些小孩到西方国家安顿之前所经历的创伤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家庭功能运作是否正常等因子,皆会影响认知功能、学习能力和学校的课业表现,好比造成认知上的困难,以及习得语言的过程较缓慢与困难。 此外,孩童时期遭受的创伤与患上失读症的相关性亦为研究的焦点。曾有论文指出,对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2005 CCHS)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 13054 个受访者中,有 34.8%的人属于曾经遭受身体虐待(physical abuse)的失读症患者,而表示从未遭受此类创伤的失读症患者只占 7.2%。由此可知,失读症较容易出现在被虐待者身上。此结果对预防与检测孩童失读症有所帮助,但两者的连系机制仍须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以便探讨(Fuller-Thomson, E., & Hooper, S. R.,2015)[31]。 双语优势(bilingual advantage)是否存在?编辑人们普遍相信双语者的执行控制能力比起只会讲母语者好,但 de Bruin、Treccani 和 Sala 曾基于出版偏误(publication bias),质疑此观点。 他们在查阅相关领域的文献后发现,支持双语优势理论的研究较容易出版;相反地,反对此理论的研究只有少数得以出版。最终,他们描绘出漏斗图(funnel plot),显示图形并不对称,以此证明该论点确实存在出版偏误的问题,使其变得不可信。也因此,双语优势目前仍存在争议(de Bruin, Treccani & Sala, 2014)[32]。 然而,会说多种语言确实代表在接收、产出语言资讯时存在较多的判断空间。过去的研究发现,双语使用者即使当下仅说了一种语言,对应两种语言词汇的脑区皆会同时产生反应,代表双语使用者在说话时,脑中面临脑区间资源的竞争,心理学家称之为“困难问题(hard problem)”。研究者提出了三个假说,说明语言间争取脑资源的方式:
其中,研究者透过实验发现第三个假说(即这样的双语竞争只是心理测验设计的产物)是不能被支持的,研究显示转换成本不只在双价的刺激(例如英文字用中文拼音显示)中显示,也会同时出现在单价的刺激(例如英文字用中文表示意思)。(Slevc,Davey & Linck, 2016)[33]。双语使用者脑中双语竞争资源的机制,仍须等待未来的新研究支持。 多年来,研究已证明双语能力会带来认知好处,包括集中力较高、人际技巧改善,甚至能以不同方式体验时间。此外,纽约大学(NYT)研究发现,比起单语儿童,双语儿童更擅长辨识声音、判断是谁在讲话。纽约大学语言沟通与障碍助理教授、研究领衔作者李维(Susannah Levi)曾言,在处理谈话者声音的相关资讯上,双语儿童有认知优势,且这项优势存在于言语感知的社会面,焦点不在于处理语言资讯,反而是处理谁在讲话的资讯。而言语同时携带关于谁在讲话、在谈论谁的资讯。[34]。 李维(Susannah Levi)[1]评估了 41 个儿童的表现,其中 22 人是说单语的英语儿童, 19 人是每天说英语、跟德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的儿童。他依年龄将孩子们分成两组,10 岁以上的一组,不到 10 岁的一组。为了评估其辨识声音的能力,他给予孩子们各种任务。例如:听人用德国腔讲他们知道的两个词汇,接著,研究者让他们听德语中的同一个词汇,问他们这是不是同一人讲的话;另一个实验则是先让他们听电脑萤幕上的三个卡通人物的声音,接著,让他们听另一个字,并决定这是由哪个卡通人物发出的声音。在两个实验中,较年长的孩子表现得比较年幼的孩子好,呼应先前研究的主张——辨认谁在讲话的能力会随著年纪改善。(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09 June 2017)[2] 研究者也发现双语儿童在辨认声音的能力表现得比单语儿童要好,不管是英文还是德文的情况,双语儿童都表现出了更快的学习及辨识声音的能力。“双语儿童表现得比单语儿童好”的这项研究证明,即使面对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双语优势依然存在。李维认为这种双语优势有很多原因。双语儿童或许更习惯听有口音的言语和两种以上的语言,也许更擅长集中注意力,认知控制更优异,社会认知技巧更强。 语言学习的难易程度编辑在现今,学习第二、第三外语已成为了一种趋势。对一个外语学习者而言,语言学习的难易程度与学习者本身的母语与之的关联性及相近程度有关系,是因人而异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科学客观评价的标准。而学习难易度的差异来源包括文字书写、文法、发音方式等。如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在学德语等日耳曼语言,或是法语、义大利语等印欧语系拉丁语族的语言时,因为彼此的文化较为接近,单字字源、文法等特征有历史的演变关系等,使其较容易习得;相较而言,东方汉藏语系的语言,如汉语等,由于彼此的文化、词汇几乎无相近或重叠之处,使学习较为困难。 美国外国语言协会(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曾就英语人士的立场,将世界上的语言划分成五种不同的难易度。 英语人士学习其他语言难易程度
由上述可知,新语言与母语的亲缘关系愈近,愈是容易习得;反之。 双语竞争编辑无论是阅读,或听说话的语音,或准备要说的过程中,双语者内在的两个语言同时被激发,因此双语使用者随时都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在处理语言选择的作业 (Dijkstra 2005; Marian & Spivey 2003; Kroll et al. 2006; Kroll et al. 2008),这种双语的处理本质上是非选择性的提取 (non-selective access),就是所谓的跨语言激发 (cross-language activation)。相关研究者已经采用同源字 (cognates)(例如,‘Piano’ 西班牙文和英文都是钢琴的意思,字形字意都相同)和跨语言的同形字 (interlingual homographs)(例如,‘pie’ 英文的意义是派,而西班牙文是脚的意思)的实验中发现西班牙和英语的双语者在阅读辨识同源字较一般字为快,而辨识跨语言同形字则较一般字慢 (Dijkstra et al. 1999; Yudes et al. 2010);反观单语者便没有这个现象。 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受试者所接收到的词汇的资讯 (lexical information),同时激发了两个语言,目标语 (target language) 及非目标语 (non-target language),不只是上述的字形字意在形式 (form) 和观念的 (conceptual) 的心理表征上的连结之外,甚至是在非目标语并非外显处理的情况下 (Thierry & Wu 2007; Wu & Thierry 2010),语意相似性的促发 (Martin et al. 2009),和语音 (phonological) 相似性的连结 (Marian & Spivey 2003) 中也都看到这样跨语言激发的效果,可见跨语言激发的效果,在字形、字意,及字音这三个词汇的基本构成成分间都可以看到。而这种目标语和非目标语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只看到第二语言 (L2) 影响母语 (L1) 的例子,也看到 L1 影响 L2 的例子 (Lagrou et al. 2011, 2013; Schwartz et al. 2007; Portin et al. 2008)。这种双语同时激发造成认知处理作业时间较长是反映出双语者进行提取内在心理词汇 (mental lexicon) 记忆的时间成本及抑制非目标语 (inhibition non-target language) 的认知作业时间成本。 婴儿接触语言对长大后的影响编辑一个由韩国汉阳大学教授崔枝尹领导的研究,曾经针对两组仅会说荷兰语的韩裔30岁成人进行研究,受试者条件分别为:
研究者让这两组人接受短期的韩语发音训练课程,在培训前两者的韩语水平差不多;但在训练后,幼时有韩语体验者重新学习的速度超过预期。另外,在 6 个月大时(尚不会说话),和在 17 个月大时(已经学会说话)被领养的婴儿,长大成人后对于韩语学习的表现并没有明显分别。由此研究结果可知,当一个婴儿在生命早期曾经接触过某种语言,即使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持续学习、甚至忘记了,但对于此语言的能力仍会保留下来、形成一种潜在优势,待渐趋长大后重新学习,也因此比完全从未接触过的人在学习上更为容易。这也意味著语言知识的本质是抽象的,并不完全依赖口说经验。研究领导者崔枝尹表示:“请记得语言学习过程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发生,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有用的语言知识会在人生的头几个月就打下基础。尝试尽量跟你的婴儿交谈愈多愈好,因为他们在吸收和消化你们所说的话。”若父母亲从小让孩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语言,即使没有深入的教导或学习,在未来对孩童的语言学习也是有助益的。 不同语言对于数学学习的影响编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语言表示数字的方式不同,对于孩童学习数学的世界观和方法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不同的效率。 以东亚的中文、日文、韩文为例,如中文只有 9 个数字,在描述大于 10 的数字时,如:十一即为十加上一,某种程度上就是加法的意义,也具有十进制的概念;然而西方语言,如英文中的eleven ( 十一 ),ten ( 十 )、one ( 一 )等都是一个新的单词,并不能表现十一为十加上一的加法概念,因此孩童在学习大于十的数字时,其困难程度较使用中文的学生更甚。另外,如英文中的sixteen ( 十六 ),为 six 加上 teen,先写六再写十,这样的表示法颠倒了十位数和个位数的位置,使得使用英文数字的儿童不易了解两位数是一个十的倍数加上一个一的倍数得到的结果。 再以法语的数字文法为例,1-16是十六进位,17-69是十进位,70-79是十进位、十六进位、六十进位的混合,80-99是十进位、十六进位、二十进位的混合。例如:18、78、85、99,在东方文化中三秒钟就可以念出来的数字,在法国则需先理解成:十加八(dix-huit)、六十加十加八(soixante-dix-huit)、四乘以二十加五(quatre-vingts-cinq)、四乘以二十加十加九(quatre-vingts-dix-neuf),相较于罗马数字的单纯十进位,法文的数字不仅念起来比较没有相关性,甚至计算繁杂,也导致法国人学习数学的难度较高。 在计算方面,东亚国家儿童习惯在做加法时采取“补十”的策略,例如:计算 7+5 时,会先计算 7+3=10,再计算 10+2=12,两阶段的步骤使计算变得更为简单,有利于掌握更复杂的多位数加减法。此法称为樱桃算法(cherry calculation),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在基础教育中推广。 另外,有趣的是,世界上是有语言不具有数字的,就是南美洲原住民的“Pirahã”语[35]。在这个语言中,只有三个大约的数量词:少量(hói)、中等量(hoí)、一大堆(baágiso)。实验者将一排的相同物品排列在这些语言的使用者面前,一阵子后收起来,让他们重复排出相同数量的一排物品,并且改变每次排的数量。实验结果发现,当数量小于三的时候,正确率都仍然相当好;但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后,他们的正确率便会快速降低(也有以重复拍手次数来做实验的)。结论上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在进行量化计算的。 英语教育实施时间编辑到底英语教学应该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之那一阶段实施才恰当呢?实际上众多研究结果不尽一致。[36] 赞成幼儿愈早学习外语愈好
张武昌教授(2003)表示:幼儿的英语学习,只是幼儿成长的一部份,不可也不能和其他的学习与发展分开。因此,在规划儿童的英语学习时,应该全面考量孩童的整体的学习发展包括:认知发展阶段、语言学习环境、价值观的养成、文化的认同、思考与创造力的激发等各个不同的层面。 心像及语言编辑心像之定义与适用编辑心像(Mental
image)是意识中形成的一个图形,大多数时候类似于感受到某些物体、事件、场景的视知觉经验,但同时这些感受到的经验并未实际的呈现在感官上。 例如:心理移转(mental rotation),将看到的二维或三维图像在心中旋转成另一个角度,是一项可以评估空间认知率的指标。如同右图,心理学家可能会给受试者两个立体物体,请受试者判断两者是否为同一物体。
我们的记忆材料可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像“石榴”、“飞机”等具体的词语,只要直接想像就能把心像想像出来。但碰到诸如“自由”、“快乐”、“祖国”等抽象的词语,或者数字、英文字母等的时候,就无法直接想像出心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运用一些方法或技巧把这些抽象的材料转化为具体的图像。把抽象资料转化为心像的常见方法主要有两种:谐音法、代替法。例如数字21,我们可以通过谐音转化为“鳄鱼”的图像,例如“快乐”,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孩的笑脸这个生动的图像来代替。 心像训练对于儿童对代名词理解之影响编辑Francey, G.& Cain, K. (2015)进行了一个有关心像训练的实验[37]----对于 9-10 岁的儿童进行故事或语句的心像自我产生训练后,再对他们进行独立语句中的人物代名词以及判断上下文中的代名词克漏字测验。整体来说,相较训练以前,理解力较差的孩童在前后文较为相近的代名词克漏字测验中分数能够有所提升;对于理解能力本来就较好的孩童,心像训练甚至能让他们在上下文相距较远的测验中也有显著的进步。Gillian Francey 跟 Kate Cain 认为,此年龄层的孩童在面对问题抑或是理解文意时或多或少会碰上困难,但我们能透过口头教学以外的方式来让他们进步。 透过心像提升阅读能力编辑专家们在荷兰针对七年级到九年级的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心像产生与阅读能力的自我认同息息相关。当青少年们受过心像训练后,阅读能力也跟著提高;相对应的,他们自发性读书的比例也大幅提升。而那些无法自然而然连结心像与正在阅读的内容的青少年,在阅读上比较容易出现障碍。因此,在父母或师长进行教学时,除了单纯的知识传授,适当的连结心像也是青少年学习中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一环(Mol & Jolles,2014)[38]。 而译者认为,产生心像不仅提升阅读理解能力,还可以提升一定程度的阅读专注力,所以对于阅读能力的整体提升是有正面影响的。 视觉表征会否影响语言处理的过程?编辑许多传统心理学研究表示,当我们听或阅读到一样东西时,若描述中带有该物品的视觉或动态意象,往往会帮助我们进行理解和联想。然而,Rommers, Meyer, Praamstra 及 Huettig(2013)认为视觉表征对语言处理的影响尚未明确。有派学者认为人在理解所读或所听之物时,会激活其视觉表征功能,视觉表征在理解过程是不可缺乏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视觉表征或许没那么关键,只有在特定地状况下才会被激活,如被要求比较文句与图片,或被明确指示用心像解读句字时。在研究中,他们透过重现过往的实验,指出人类在平常阅读时,有含义的视觉信息并不会对理解有过大的影响[39]。不过,另一学者 Rolf A. Zwaan(2013)随后反驳指,他们的实验并没有忠于原著,且存有错误解读实验数据的成分,因此不可信[40]。 心盲症编辑心盲症(Aphantasia),又称幻像可视缺失症、想像障碍,是指无法进行视觉想像的状态。心盲症患者在闭上眼之后,无法在脑海中想像一幅视觉画面,其中很多人同时不能回想起任何气味、声音、触感,一些人更表示自己不能辨认人脸,另外却又有一些心盲症患者是会做梦的。 法兰西斯・高尔顿于 1880 年一项有关心像的社会统计调查中首次描述这种现象,不过它在之后一直不被受到重视。直至2015 年,亚当・赛曼(Adam Zeman)等人就著此现象于英国《皇家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期刊上发表一篇研究。研究中46 名受试者(包含 22 名心盲症患者,其馀为非患者)被带到黑色房间,并在皮肤贴上电极,接著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独自浏览萤幕中以文字呈现的恐怖故事或可怕的图片等,如被鲨鱼追杀、从悬崖上摔下来,或乘坐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等,欲借由受试者的皮肤导电性变化,以了解皮肤的出汗状况,并以此推测受试者的恐惧程度。随著故事或图片由平淡转为令人不安,未患心盲症的一般受试者表现出强烈的反应;而心盲症患者的皮肤导电度却没有太大变化。研究结果暗示,心盲症患者阅读恐怖故事时,因为无法将这些恐怖场景具象化,而不会受惊吓。[41] 另一项研究[42]则认为额叶参与了视觉皮层的感知表征反馈联系活动;心盲症患者则可能在此一联系上出现缺陷,使得他们的视觉皮层不能够被活化,最终无法产生视觉想像。 心盲症的评估方式编辑赛曼等人以视觉心像鲜明度量表(VVIQ)去量度21位自诊为心盲症的人和志愿参与者的心像质量。这份问卷邀请受试者想像一系列的图像(比如某位亲戚、太阳升起的情境、他们认识的商店),然后让其以1至5分去评估自己的想像有多生动——1分代表“完全没有形成图像,你只知道自己在想著这个对象”,5分则代表“栩栩如生,如见真章”。若16道问题加起上来不过20分,即被视为心盲症患者。 经统计,心盲症约占全人类总数的 2-5%,但医学界对这种疾病的了解仍然不多。心盲症有著不同的症状,不过这次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心盲症是一种独特的、可证实的现象。 心盲症相关研究编辑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 (UNSW Sydney)的认知神经科学家道斯(Alexei Dawes)与团队向667名参与者(包括267名自认为心盲症患者)进行一系列共八次的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视觉、记忆、梦境和对于创伤的反应。其中一个问卷主题涉及视觉心像灵活性的能力,问卷中会有题目形容一个情境,例如回忆某个经常见面的亲戚或朋友,想像他们的轮廓、肩膀和身体等,并请实验参与者对于脑中浮现影像的清晰度打分数。 根据道斯的说法,心盲症患者不仅在回忆过去、想像未来等方面有困难,甚至连作梦也有影响,不仅作梦的次数比较少,通常梦境也不太生动、细节也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结果也代表,视觉心像可能在记忆力上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视觉心像受影响以外,研究小组还发现,心盲症似乎会影响患者其他如听觉、触觉等感官能力,像是案例艾伦(Alan Kendle)便透露,他很惊讶除了自己以外,原来其他人都可以在心中想像出一段音乐,这能力就像是变魔术一样神奇。但研究指出,并非所有心盲者的患者都会缺少其他感官能力。 不过,研究显示,实验大多是依靠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受到偏见影响,但相反地,自我报告不会让结果产生明显偏差,因此可以注意的是,参与者的空间能力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心智表征理论编辑表征主义(也称为“间接实在论”)是一种观点,认为“表征”是我们接触外在现实的主要方式。 心智表征指的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于感官中的事物之“心理意象”。人们的心灵常常会有物体、事件和环境的意象,像是人可以通过想像与回忆具象化地呈现心中的记忆,举凡去过的地点、游玩的经历等。人们无法真的感受到或看到这些事物,但是可以明确地通过想像赋予实体,这个“想像”就是心理表征。另外,心智表征也能够表现那些个体没有经验过或不存在的事物。想像自己在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旅行,或是有第三只手臂,这些事物不是没有发生就是现实中无法实现,虽然视觉意象比较可能被记住,心理意象则可能包括所有种类的知觉形式的任何一种表现,例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回归心智表征理论。该理论试图从本质上解释当代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实验心理学当中的意念、概念和其他心理内容。与“素朴实在论”或“直接实在论”不同,心智表征理论假设了心智表征是实际的存在,藉著观察主体以及外部世界的客体、过程或其他实体,在脑海中表示外部世界的客体。举例而言,当某人产生地板需要打扫的信念时,心智表征理论指出,这会形成一种代表地板及其清洁状态的心智表征。 而最初或“古典”的表征理论的起源,也许可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并且这在古典经验主义中通常是个举足轻重的主题。根据这个版本的理论,心理表征指的是被表征对象或事件状态的图像(通常称为“意念(ideas)”)。而对于像杰瑞·福多、史迪芬·平克等许多现代追随者来说,表征系统则是由一种内在的思维语言(即心理语言,mentalese)所构成。思维(thoughts)的内容是以符号结构(心理语言的公式)来表示,有著与自然语言非常相似的语法和语义。这种符号结构类似于自然语言,但是它是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对于葡萄牙逻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Luis M. Augusto来说,在这个抽象的、形式化的层次上,思维语言是一组符号规则(即带有符号结构、公式的操作和过程等)。思维的语义是一组符号结构(概念和命题)。思维的内容则在两组符号有意义地共现(co-occurrence)下浮现出来。例如,"8 x 9"是有意义的共现,而"CAT x +"则不是,"x"是由符号结构(如"8"和"9")调用的符号规则,而“ CAT”和“§”则不是。 加拿大哲学家萨加德(P. Thagard)在他的著作《认知科学概论》中指出:“大多数认知科学家都同意,人类脑海中的知识是由心智表征所构成”以及“认知科学断言:人是通过心智表征来操作思维和行动的心理程序”。
媒体与视觉传播中的语言编辑广告与说服编辑广告说服之定义 以传播学之角度而言,“说服”至少包含以下三种含义:
结合以上三点,便形成了媒体语言之说服力。 广告说服之影响因素 一、说服者 说服者的因素可分为“广告讯息因素”、“讯息自身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广告讯息的来源是否具有可信度、讯息源是否具有吸引力等,后者则包含了讯息是否简单而直观地传递给消费者、讯息呈现的论点顺序是否符合逻辑等。 二、被说服者
三、说服情境
四、测量方式
五、案例 为了阻止人在列车或在列车周围冒险,澳大利亚地铁列车曾推出“Dumb Ways to Die”的公共服务公告,利用公告中可爱的动画人物、欢快的广告歌,阐述铁路上的种种危险及意外,此公告的成功也使澳大利亚地铁列车公司推出了续集,电玩及人物周边商品。 然而,对于学习说服广告的人而言,其广告内容与所表达方式非常不恰当。因此,Seo 和 Dillard 在 2016 年试著研究讯息若融合出乎意料、不协调的元素,效果是否会被扩大,并透过框架效应、意象的研究进行[43]。结果发现,讯息设计者须考虑如何从无限的元素中组织成有效的讯息。透过讯息元素所带动的情绪向性制造了一个简单的匹配规则,再操纵框架效应及意象测试。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有限,匹配规则只有对推动行为有好处的讯息才有效,而讯息风格设计在心理学方面也需要更多研究。 广播与听众心像编辑声音可以在听者的脑海里制造心理图像,以往的研究都注重于文字对视觉上刺激,Rodero 则尝试透过音效及音波研究其对人听觉处理的影响。音效可以引发人对于事物及环境的心理意象,并让人幻想身处某个地方;音波则改变声音的强度,让人制造动作或人物之间的空间感。Rodero(2010)的研究显示听觉处理会使用感知能从声音索取重要讯息,而音效及音波在广播剧可提升人心理意象并提高听众的专注力[44]。van Overwalle 等人(2014)发现牵涉于社会认知的小脑区域与有关感觉(sensorimotor)与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的小脑区域有所重叠 [45]。 机器如何思考人类语言编辑人为分析及自动化自然语言处理对学习成效之分类能力的比较编辑旨在探讨一专门分类学习成效(learning outcomes)的自动化自然语言处理(autonomou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统。此系统可根据某一教学指令或声明(learning
statement)中所使用的字词,将不同的学习成效加以分门别类,以辅助教育工作。为了探讨该系统之分类结果和人为分类结果的差异,学者让由资深教师所组成的受试者对一系列的学习成效做人为分类,并将其结果和自动化自然语言处理系统所得之分类做比较。 结果显示,整体而言,两者的分类方式大致吻合,但若深入探讨个案或是某单一学习成效,则可以洞悉人为以及机器分类法的异同。人对于察觉语言字里行间之细微变化(subtletyand nuance)的敏锐程度使其得以在某些情况做出较准确的分类,但人为分类同时却有较高的风险误解文字意义,并进而做出错误分类。此外,人较有能力理解并汇整意义上相对概括、广泛的暗示性资讯,并将其容纳于分类结果,而自动化系统则采取较务实的手段,只采纳实际被提供的资讯。 总结上述研究,人为及机器分类法之结果在此实验中所展现的一致性,确实提升了自动化自然语言处理在分类工作上的可信度,而两者间的差异则透露出一定程度的互补性。由此来看,自动化自然语言处理相当有潜力成为辅助教学者判断学习成效、提升教学品质的工具[46]。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开发分项评分以评估人工批改英文短论的成效编辑在标准化考试中,利用机器自动化评断写作品质并批改文章是相当重要的元素。传统上,自动批改系统会考虑如文章长度、用字难度、句法复杂性、修辞元素和文章架构等变数,来评估写作品质。这些变数确实和文章品质有相当关联,然而,这种手法必须考虑相当多的变数,而考虑过多变数的情况下,系统虽仍可以正确批改文章,但若要在批改后给予写作者回馈(feedback),则会造成回馈太过空泛、重复性太高的窘境。为了研发能够给予更具建设性的形成性(formative)回馈之系统,Crossley 等人希望建构一套较精简的分项评分(component scores)来替代传统自动批改系统所考虑的众多变数。他们利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将性质类似的变数结合,并且成功得到了九个分项(component),而经过统计分析后,他们发现这些分项评分对于文章品质的评断仍然具有相当的成效。 总结来说,研发分项评分来协助作文的自动化批改虽然仍处于相当初始的阶段,但它在优化批改成效或是提供写作者更具建设性的回馈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潜力[47][48]。 跟上自然语言处理的进步编辑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指让电脑拥有理解或运用人类语言的能力,是人工智慧和语言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电脑透过训练资料集文本中的词语词性、语句间关联与文法,模拟分析字词相互关联性的强度,进而了解一句文字的意义,甚至是情绪的判别。而此技术在网路搜寻引擎以及资讯的发掘方面重要性皆不断提升。然而,此领域的研究正以飞快的步伐进步著,使得跟上其最新进展的脚步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自然语言处理在近几年内有产生基础架构上之进展的作业范畴或子领域,这些进步对于自网路文本汲取并理解资讯皆有带来改变。 统计自然语言处理运用了机率、统计,以及语料库(Corpus)与马可夫模型(Markov models),消除长串句子的歧义。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主要由人工智慧下与学习行为相关的子领域:机器学习及资料采掘演进而成。举凡搜寻引擎、语音引擎,例如:Apple 的 Siri、垃圾邮件过滤,皆是透过 NLP 进行处理。近来 Python 程式语言为使用 NLP 的主要工具,透过机器学习断词,做出精确的语意分析。 [49]。 哈佛大学语言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对语言的观点编辑平克(S.Pinker)说明一些认知科学家将语言描述为一种“心理官能”(psychological faculty),但他更倾向使用字眼:“本能”(instinct)。 平克指出,语言和智力不属于同一范畴之内,即语言很可能与人类的智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语言本能是独立于智力之外的。他提出的证据如下:
这两项结果都暗示著,至少在大脑或基因的层面上,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本能,独立于思考与智力之外,语言能力的缺陷并不等于智力缺陷,更不会让思考缺陷,所以语言并不“决定”思考(但这并不意味著语言无法“影响”思考)。 人类语言认知与文字使用的极限编辑人类智慧的表达:语言和文字编辑语言是人类智慧的表征,而文字的写作则是表达智慧的最高外显技能。从古时到现在,文字的演变由图形到一套表音或表意的符号系统,使人类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把记忆由脑中移到身体外而得以永存(科技的进步使永存的意义更为明显)。语言的出现改变了大脑原有的面貌,因为语言与文字使人类有了新的沟通方式,既具备能体会别人想法的技能,也能操控各种理念,创造出新的想法,使人际关系与思想交流变得既复杂又微妙。现代的文书处理与网路社交媒体的普及,已经在改变人们写作的习惯。未来人类的想像力会有所不同吗?不同的工具、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使人类由先天的认知能量的限制中走出来吗?新的认知能量会不会再带来前脑的扩展,这都是语言心理学家深感兴趣的研究问题。 西方小说家语言文字使用极限的认知科学研究(郑锦全院士)编辑根据客观的评估,学识广博的西方作家如奥斯汀、托尔斯泰的识字量,大约有20万字以上,但他们在小说中所使用到的不同字却出现了很明显的极限。 台湾著名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郑锦全,透过电脑程式的计算,精算出西方经典小说《理性与感性》的总字数是120735,其中不同的字只有4199个;名著《傲慢与偏见》的总字数是123270,不同的字有4146个;有趣的是杰克伦敦的小逆说《白牙》总字数虽只有32361,不同的字仍然是3431个。换言之,小说无论长短,内容多么丰富,所能使用的字仍然有一定的认知限制。这证实了每一位作家的认知能量是有限的。 华人作家语言文字使用极限的认知科学研究(曾志朗院士)编辑另一著名语言心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以同样的电脑程式,在实验室检视了华人都很熟悉的金庸武侠小说,发现《书剑恩仇录》(约43万字)、《射雕英雄传》(约75万字)、《神雕侠侣》(约80万字)、《天龙八部》(约100万字)、《鹿鼎记》(约99万字),尽管五部小说的字数相差很大,但是所使用的不同的字大约都在4300多字左右。所以,即使聪明博学如金庸,仍然不能打破认知系统的先天限制。再看曹雪芹所写的不朽巨著《红楼梦》,前80回总字数496855,所使用的不同的字也只有4293。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在文字使用量上大多受到同样的认知限制。 著名语言心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的研究结果如下: 语言与“框架效应”(认知谬误)编辑认知谬误里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语言中的用词若不一样,即便描述的是同一个东西,也可能导致一个人朝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和行动。 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和哈佛医学院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该实验显示,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字眼呈现,就足以让人做出不一样的决策与反应,而原因就在于人们会受字眼所联接的情绪影响: 实验者告知被试(医生)两个治疗肺癌的新方法(开刀和镭射)的统计结果,开刀虽有五年的存活率,但短期来说,开刀是比镭射危险的。 接著,实验者把被试分成两组,并向两组展示两种不同框架的开刀统计结果: a.开刀后第一个月的存活率是90%。 b.开刀后第一个月的死亡率是10%。 需要事先留意的是,以上是将同一个统计结果以不同框架呈现,a用的字眼是“存活率90%”,b用的字眼则是“死亡率10%”,这两者在逻辑上是相同的。 但结果却显示,看了a的医生组中,有高达84%的医生选择了开刀,而看了b的医生组中,则只有50%的医生选择了开刀。 这意味著,医生受到了框架效应的影响,“存活”是一个好的字眼,医生看到“存活率90%”会为提高生存率尝试,这个框架产生了正面的情绪,而看到“死亡率10%”则让人排斥,使这个框架产生负面情绪。 语言如何影响了思考与决策?行为经济学的例子编辑行为经济学家Keith Chen在TED里的一场演讲中,论证了不同的语言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 人的储蓄习惯,会因为其母语(你用来思考的语言)的不同而导致差异。 一个民族的母语如果能够描述未来(例如有明天、后天、明年等词),整体民族拥的储蓄比例就越低。 相反,一个民族的母语如果只能很模糊,甚至无法描述未来(例如没有明天、后天、明年等词),该民族的储蓄比例则反而会更高,而且更不容易染上恶习如抽烟和过度饮食,甚至连使用避孕套的概率也比较高。 原因:语言若能把现在和未来区分开来,语言的使用者就能准确的把现在和未来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于是他们会明确的感受到未来还很遥远,这让他们更难以储蓄。相反,语言若无法区分现在和未来,使用者就会把现在和未来看作是同一个时间点,或是很接近的时间点,于是他们就会觉得未来就是现在,这让他们更容易储蓄。 而一个人的母语越是能够清晰的描述未来,其对未来的感觉就越是遥远,“即时享受”的冲动就会越高,储蓄比例自然就会下降。 跨文化研究编辑语言与思考的本土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面向,分别为“认知”、“语言”与“思考与推理”。在认知与思考的部分,大多承袭自国外研究;而在语言的部分,相较于国外研究著重于拼音字母如英文的研究,本土研究则会以研究中文的语言学为主。 认知编辑在认知的领域中,林清山(1989)对于认知历程是否因习惯化而缩短进行研究,发现高度练习而习惯化的认知技能的反应时间较快,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处理其他并行发生的认知历程,因此我们课将习惯化称为自动化的基础[50]。 许家骅(2011)则借由不同历程导向设计及学习策略中介教导动态评量设计,对于潜能开展效益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历程导向设计”及“后设及认知与归因策略教导”具有最佳之整合潜能开展效益[51]。 吴昭容、徐千惠(2010)要求儿童在一维的重复样式上找出最小的重复单位,以及进行颜色分类的作业。在一维的重复样式上操弄元素特性(容易辨识与否)和题型(单位内有无重复元素的结构)两个自变项[52]。研究发现 5、6 岁的儿童已具备寻找单位时的程序性知识,并且若能将元素简单编码,将增加留在工作记忆中的机率,提高与其他元素共同组合成单位的能力,进而发现重复单位的机会,而单位内有重复元素的结构又会较没有重复元素的结构来的困难。而对于 8 岁儿童进行的颜色分类的作业可以发现,有找重复单位经验的儿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没有的找重复单位经验的儿童,显示儿童并非欠缺能力,而是解题策略使用捷思法所导致。 语言编辑语言失误(Speech Errors)编辑周玉顺(2009)根据语言生成理论,认为交流中话语夹带语言失误是真实的自然语言的体现。此种失误规律,广泛地存在日常交流中,但现今语言学界对语言失误现象之规律及其解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 语言习得编辑
语言学习发展编辑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简略分为两种:先天论与环境论 先天论编辑此派认为语言发展是由于天赋的语言能力。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只要身处在丰富的语言环境即可自然习得。以语言学家史蒂芬・克拉申(Krashen)的监控模式(monitor model)为代表。克拉申[56]的理论包含五个假设:
(曾月红,2000﹔张湘君,1999)[57][58]。 环境论编辑此派认为环境和学习对语言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主张人可借由行为论主义的模仿、增强或是社会学习论强调之与成人互动等方式来学习语言,并以语言学家舒曼(Schumann)的文化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为代表。舒曼[59] 认为语言的习得是外在因素的影响,取决于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简而言之,若幼儿对英语有很大的社会或心理距离感,则可能会造成学习英语的迟缓或障碍。舒曼提出可能的社会因素,包括:
以及可能的心理因素,包括:
此外,处于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一个人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在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下只能够使用母语进行沟通是行不通的,这导致人必须学习当地社会的共同语言以解决最基本的沟通问题。再者,在每日能够高频率的听到外语的情况下也让人掌握第二外语的难度下降了许多,且不会陷入第二外语无处可用的问题。 影响习得第二语言的因素编辑根据文献,影响儿童习得的可能因素归纳如下(Ellis, 1994)[62]。 个人内在因素:编辑(一)年龄
(二)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 包括学习动机、态度、与使用目标语言的社区连结,以及学习者的个性。学习焦虑的产生,来自于表现不佳、对沟通的恐惧、考试的压力、害怕负面评价等。然而情感状态对学习成效的影响有好有坏,有可能造成学习者退缩、逃避,也可能促使学习者努力进取,必须视焦虑程度、个人心态及所处情境而定。客观而言,由内在动机所产生的学习动力可以对儿童的学习较有帮助。(三)认知特征 包括语言能力[63]、沟通技巧[64]和认知风格 ( Rao, 2016 ),被视为一个人透过智力和感知所发展的活动。(四)个性 个性常区分为内向与外向者,外向者能发展基本人际沟通技巧,比较积极参与口语活动或沟通,内向者则较为被动、消极。(五)学习策略 策略的运用反映第二语言的发展阶段,进阶的学习者较有后设认知策略。成功的学习者也较会使用策略,能同时注意语言形式与意义,并能随意转换。他们能弹性调整策略,以因应不同情况,也能说出自己使用何种策略。不同年纪使用的策略会有所不同,年幼的儿童较需要运用社会与互动策略。(六)母语的迁移 就行为论的观点而言,学习是经由类比(analog)而非分析(analyze)的方式,所以母语会阻碍第二语言的学习,比如前摄抑制(先前的学习干扰新的学习)。如果两种语言相似度高的话,会形成正迁移,反之则否。持相同看法的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也强调比较各语言的语音、语汇与语法,进而找出两种语言间的异同。就认知论而言,母语反而是语言发展的资源。创造性结构论(CreativeConstruction)与共同语法论(Universal Grammar)皆认为母语不会干扰第二语言学习。前者提出语言获得主要由脑中的普遍认知系统控制,是决定第二语言学习成功与否的关键;后者提出人类有共有的语言能力或规则,共同语法包含不同的语言限制规则,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不论母语在第二语言学习上扮演的是抑制或辅助的角色,不可讳言的是,母语在第二语言学习上,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的研究,也倾向于认知取向提出的母语之正面影响。以上这些个人内在因素,对幼儿的第二语言获得/学习,有著或高或低、有正有负的影响。 外在环境因素:编辑(一)社会背景 由文化、社会、政治、地理、历史、宗教、语言学和经济方面组成,可以理解为学生经常互动的空间,是学习者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方面的身分结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的感知以及学习的行为。(二)家庭 家庭社经背景的高低影响幼儿的语言学习,高社经地位的儿童,因父母提供之文化刺激与辅助较充足,所以成效较佳。(三)学校 包括教材、教学方法、教师的性别、个人特质与专业能力等,符合专业素养、趣味、以儿童为中心、具备真实性与生活化、有意义且实用的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学成效与学习兴趣。此外,教师提供的输入与师生互动占外在(学校)因素相当重要的地位。输入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影响在于: 输入的次数与输入的正确度,与文法有正相关;可理解的输入包括说话率与讯息量,有助于字汇的学习;可理解的输出(需符合简要、一致、适当)益于文法的发展,所以教师会要求学习者澄清或修饰说话内容等。(四)同侪 幼儿处于易受同侪影响的阶段,所以同侪对英语的态度等会影响幼儿本身的看法。Chambers & Trudgill(1980)[65]指出,年幼者易受同侪压力影响,长大后较不会(Ellis, 1994)。若同侪对英语的学习态度是接纳、不排斥,其他幼儿便会跟进。学习过程编辑这个过程受学习者的独特性和学习条件而有所不同,包括学生从接受教学开始,到达成目标语言之能力后所发展的应用策略、技术建立与心理状态。例如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当学习者将新的语言系统内化时,会经历许多连续的学习阶段,最终能正确地使用语言以获得足够的语言能力,面对真实的社交情况(Oxford, 2016; Selinker, 1972[66])。而在学习外语或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语言差误,透过母语及“目的语”之间的对比或对照分析(contrastive study)得以预测并解释语误的来源。此类语误分析(error analysis)主要将语言失误分成两类:
中介语(Interlanguage)即是在语误分析的研究中发展而成,并为其理论基础。“中介语”一词是由拉里·塞林克(Larry Selinker) 创造,指学生从母语至习得第二语言的期间,经历的一系列“语言过渡期”里,所产生的“语言”,被定义为学习者和自己的语言系统。中介语拥有一套连贯的规则,也因为易受到母语的干扰,而经常出现语言学习者“偏误”。不过好处是,这样的犯错模式能帮助教师预测学生可能会犯的错误。塞林格在1972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影响中介语的因素主要有五个:
根据Patall (2013), 师生关系是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重要变因,老师的积极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课堂参与、学术动机以及学习自信[67]。教师有责任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并激励他们,共同创造积极的学习方法及模式;他们的行为与学生的动机和表现完全呈正相关。当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相互的支持与鼓励,长此以往便能拥有建设性关系,逐渐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氛围,从而改善学习,并满足学习者的情感和学业期望。这种亲密关系能增强学生的信心和动力,也减轻他们的压力,让他们可以完全专注于课程。 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在学习上的比较编辑学习第二语言与学习第一语言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讲话时会受母语影响,犯下一些错误,这种情况称为“语言移转”。例如,说西班牙语的人在学习英语时可能会说“Is raining”(省略了句子的主语)而不是“It Is raining”。另外,当人们学习第二语言时,他们说第一语言的方式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包括发音、语法、手势等等。例如,说英语的人在开始学习韩语或日语后,他们的英语发音和英语元音都有所改变。 使用不同的语言会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编辑在第一与第二语言的使用上,大多数双语(bilingual)和多语(multilingual)的使用者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会有不同的情绪变化与个性,有拉丁语/美语双语者表示:当他在说英文时,他感到憋扭、害羞,从而无法正确且快速的组织句子,而当他说拉丁语时他会变得比较开朗、机灵也变得比较友善、外向。也有俄语/英语双语者提到:在说俄语时,他觉得自己比较绅士,但是说英语时会觉得自己比较无礼、强势、“更像商人”。还有英语/希腊语双语者说自己在说英语时比较放松,对待他人也更有礼貌,总是把“请”、“不好意思”挂在嘴边,而在说希腊语时语速会提升,更焦虑且较为无礼等。[68] Michael Harris, Bond和Sylvia Xiaohua, Chen于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第二语言的使用是否会影响个性,他们找来了几位广东话/英语的双语者,当中有白人双语者与香港双语者,并要求他们用不同语言交互进行交谈后,再请他们评价自己在对话时自己的外向程度、开放程度与自信程度[69],结果如下:
有趣的是,不论是白人或香港人,当人们在说非第一语言时,自身的外向程度、开放程度和自信程度相较之下,都比在说第一语言时高。研究者认为当人们在说第二语言时,会“汲取”该语言发源的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说话者的情绪、个性也会一并被改变,来去更贴近的融入当地文化。 语言的脑侧化编辑从神经结构层面分析,能得出语言具侧化的性质,左脑半球为语言优势脑半球,对语言处理较敏感(与右半球相比),这个性质称为脑侧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语言的脑伤研究:编辑法国神经学者布洛卡(Paul P.Broca)有一位病患在生前出现语言表达问题,事后透过解剖发现,其左脑半球额叶出现损伤,因此布洛卡认为此应是负责语言表达之区域,则称左脑半球额叶为布洛卡区(Broca's area)。另一位脑伤学者威尼克(Carl Wernicke)发现一位病患虽然讲话流利,但所叙述的内容没有逻辑且毫无意义,经死后解剖发现其左脑半球颞叶候区出现损伤,因此他认为这应是语言整理之区域,往后人们则称左脑半球颞叶后区为威尼克区。Wernicke's area& Broca's Area 分脑研究:编辑其研究是将胼胝体切除,此方法虽能够治疗癫痫患者某半球大脑异常放电干扰到另一半球的问题,却也导致两脑半球讯息无法互相交换传递,也就是左右脑无法沟通,这种状况可称为“脑割裂(split-brain)”。美国学者史培里及葛詹尼迦针对受过分脑手术的患者,呈现一张组合脸,左半边为中年妇女,右半边为小男孩,利用实验器材让左半边仅受左边视野接收,右半边仅让右半边视野接收,当患者被要求叙述所看见的脸孔时(此时运用语言),其回答为小男孩,然要求患者只从数张图片中挑出看见的脸孔时(此时运用认知),患者仅挑出中年妇女。 另外,若使脑割裂患者在双眼看不见下用单手摸物体,左手摸物体时能知道这是什么也能够运用,但就是无法说出叫什么。举笔为例,用左手摸的时候因连接右半球,则可以知道这是用来写的东西,却无法说出所摸到的细长物为“笔”,也就是无法叫出物体的名字。只有右手摸物体的时候,因为连接左脑,才可以叫出物体的名字。由此可知,左脑半球是负责语言功能,右脑半球是负责物件空间组合的讯息处理,但因为切除胼胝体这个连接左右脑的重要桥梁,则会导致在某些况下的异常状况。脑侧化的语言性质:编辑虽从分脑研究及脑伤研究都指出左脑半球负责语言功能,然透过脑造影及脑电波观察活脑运作,可知左右脑半球其实都参与语言活动,只是著重性质向度有所差异。甚至可以说,右脑其实具有潜在的语言能力,而且在早期语言学习扮演重要角色。右脑的潜在语言学习力会随著年龄增长与大脑分侧化的程度而衰减,在某些经过半球切除术(hemispherectomy)的儿童案例中,具语言区的左脑被切除后,虽会经历短暂的失语症,却终能重新获得与正常儿童几乎无法区分的语言系统,即是右脑承担起了语言的工作。 另外,经历右脑半球切除的小孩,在牙牙学语时或词汇学习上会有延迟或损伤,且很多在两岁以前经历右脑半球切除的小孩,即使仍具有左脑,却依然无法发展语言能力。这些例子,都可以见得右脑在语言学习上也具有相当的作用。 左右脑半球负责的语言功能
语言教学法种类编辑
Gattegno 认为默示教学法可以让学习者获得假设模式的上课效果。默示教学法还有另外两项特色:一是使用辅助器具,如单字卡。二是使用实验心理学中“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方法来进行语言教学。举例来说,教师不再多遍地重述教学内容,而要求学生专心主动地去观察、摸索出这个语言。
此教学法是由保加利亚的一名精神科医师 Georgi Lozanov 所创立。它的理论基础源自于三个方面:精神科医学中“非理智、非意识状态对人之影响”的研究报告、以及意识状态、专注力和韵律式呼吸的技巧、再加上苏联派心理学所强调“只要技巧操作得宜,程度不一的学生均可在相同的时间内学会标的物”的说法综合而来。暗示感应教学法在执行上有以下四大要素:
肢体回应教学法是由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James Asher 所创。他是一位后期的行为派学者,讲求刺激、反应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承认情绪与学习是有关系的。这个教学法建立在四个基础上:
强调语言和真实情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在情境当中学习得来的。学者们认为,“语言结构”和其使用的“时空情境”有密切的关连性,所以字汇和文法必须在合适的意义情境下进行介绍。文法方面不做直接的说明规范,而鼓励学生能透过情境来“归纳”并“理解”出正确的意义与使用方法。 其途径包括: 1. 生活展现情境即把学生带入社会,带入大自然,从生活中选取某一典型场景,作为学生观察的客体,并以教师语言的描绘,鲜明地展现在学生眼前。2. 实物演示情境即以实物为中心,路设必要背景,构成一个整体,以演示某一特定情境。以实物演示情境时,应考虑到相应的背景,如“大海上的鲸”、“蓝天上的燕子”、“藤上的葫芦”等,都可通过背景,激起学生广远的联想。 3. 图画再现情境图画是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用图画再现课文情境,实际上就是把课文内容形象化。课文插图、特意总制的挂图、剪贴画、简笔画等都可以用来再现课文情境。4. 音乐渲染情境音乐的语言是微妙的,也是强烈的,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驰神往。它以特有的旋律、节奏,塑造出音乐形象,把听者带到特有的意境中。用音乐渲染情境,并不局限于播放现成的乐曲、歌曲,教师自己的弹奏、轻唱以及学生表演唱、哼唱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关键是选取的乐曲与教材的基调上、意境上以及情境的发展上要对应、协调。5. 表演体会情境情境教学中的表演有两种,—是进入角色,二是扮演角色。由于学生自己进入,扮演角色,课文中的角色不再是在书本上,而就是自己或自己班集体中的同学,这样,学生对课文中的角色化然产生亲切感很自然地加深了内心体验。6. 语言描述情境透过语言描述情境,让学生想像身历其境,由此产生对应的情感、知觉、感受。
培养学生能运用语言来表达情意,完成评论、沟通等任务为主。CLT 帮助学生创造有意义的语言,而非习得完美的文法结构或母语人士的口音。也就是说,学习外国语言的成功与否决定在于学习者沟通能力的程度。David Nunan(1991 年)所定义的 CLT 特色受到多人的认可,其特色如下:
CLL 是由一位咨商专家兼大学心理学教授Charles A. Curran 所创立。Curran 表示,语言就是人和人之间回应与互动的关系,所以在 CLL 的理论中,语言不只是一套传递讯息的输送系统(Information‐transmitting model),而是一套社会过程模式(social‐process mode)——说话者“本身”和所欲传达的“讯息”两者皆会影响和听者互动的关系。团体语言教学法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一般能力。教学方式为学习者主动向讲师询问问题,问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换句话说,教学过程中学生(learner)与教师(knower)的关系可比拟成咨商中当事者(client)与 咨商人员(counselor)。CLL的教学观不只包含了认知过程与心理语言学发展的观点,亦顾及了学习过程开始前就已经深深影响著学习者的个人情绪层面。
目的在于培养初学者有能力听懂对话,并且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文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让对方听懂)。由一位在加州教授西班牙文的老师 Tracy Terrell 根据其教学经验,再加上南加州大学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的理论共同提出。Krashen 和 Terrell 在其研究中提到自然教学法有五个前提假设:
语言教学法策略编辑老师对应的是学生,而教学法对应的正是学习策略。学习策略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要有效地增进学习成效,最关键的就是学习策略。依更深层的定义,学习策略是在学习者遇到困难时,使用一些“技巧”来解决困难,而这些“技巧”经由学者们统整过后,称其为“策略”。在最早的时候,语言习得领域区分出两种策略:学习策略和沟通策略。前者与学习有关系;后者则与表达有关系。只单单将学习策略分作两类显然不足以提供教学上的参考,于是 Rubin(1982)归纳出总共 14 点一个好的语言学习者应该要有的特质,此特质清单虽属于猜测性质,但也激发了很多的研究者去证明其正确性或是寻找更为正确的特质:
在 1970
年之后的研究,一步步确定了学习策略应有的定义。美国进行的研究将学习策略分作三大类别:后设认知、认知及社会情意,基本上,之前的学习—沟通二分法,只是将学习再分作后设认知及认知而已,而沟通大抵上就是情意策略。这几十年来改变不止如此,对于各项因素,像是性别差异、阅读与听说的差异,甚至于失败者的研究,都有系统性的调查。虽然学习策略方面并没有很大幅度的跨越,却另外创造出一套“策略教学法”。这套教学法完全依照策略来进行,以教导学习者如何善用策略为目标,有别于先前对于语言内容的琢磨。策略教学法的演变,是将学习者与教学者拉得最近的一个关键,学习者透过学习策略来学习,而教学者则透过教学策略来引导学习,现今分作两大类别,六大策略:直接策略的记忆、认知、补偿以及间接策略的后设认知、情意、社交。 直接策略编辑
间接策略编辑
语言障碍编辑言语障碍(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是包括听觉、说话的能力、语言能力等等沟通问题的总称。听觉问题一般会交由耳科医生处理,而语言病理学家或语言治疗师则负责诊断、治疗一个人的说话及语言能力。第一大类是发音问题(Speech disorder),包括构音问题(articulation):“构音”指的是产生语言的过程,是由胸腔呼出支气流,经过声带振动发出的音源,以唇、舌、颚、咽等构音器官的摩擦或阻断的动作,发出各种语音的机能,因此,构音障碍指的是无法运用嘴唇、舌头及口腔构成正确的辅音或元音;语音问题(voice):难以控制声带,以至难以控制声音的高低或音量;以及流畅问题(fluency):无法以正常的速度流畅地说话,或无法适当地强调音节。第二大类是语言障碍(Language disorder),包括无法将字词组合起来运用,无法掌握文法的规则等等。当中的原因是语义学及语用学研究的课题。 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若比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缓慢,则可能是语音发展迟缓(或称构音障碍,Speech Delay)和语言发展迟缓(Language Delay)的问题。
发音的障碍包括:
分类
一、分类
二、疾病
近期的研究都比较常采用这种分类方式,像是"波士顿的新古典模型"也将这些典型的失语症分为两大的类别:
此分类方式也进一步鉴定失语症次型态,如:
许多区域分类学者也指出有其他额外的、更“纯”的语言障碍存在,并且它们可能只会影响单一语言技能。例如,在单纯失读症(Pure alexia),患者也许可以正常书写,但没有办法阅读,而纯字聋(Pure word deafness),患者也许能够正常说话和阅读,但他们无法理解他人说话的内容。 三、治疗 言语障碍患者若同时有听觉问题,或有饮食吞咽的困难,则需要透过理学检查、功能性检查、断层扫描、内视镜等方式确诊。 诊断之判别亦需透过跨领域团队,由语言治疗师、耳鼻喉科医生、复健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身心科医师等医疗人员进行诊治。通常语言治疗师会依据患者是语言、言语、认知、嗓音、吞咽、听觉及沟通方面的问题,加以练习发声的肌肉训练,心理和精神科的诊治等项目。由语言病理学家或语言治疗师负责诊断、治疗。治疗面相与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相关研究
思考与推理编辑心像思考编辑心像思考的区块主要包含“概念心像”、“视觉心像”与“心理旋转”三个主题。 1. 概念心像: 2. 视觉心像:
3. 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 儿童的思考风格编辑廖怡盈(2006)[79]以个案研究方式去了解思考风格为立法型、行政型与司法型的国小四年级学童,探讨其于创造思考历程、科学创造力以及在自然和网路辅助教学平台两种不同的教学情境之表现。
研究者认为思考风格展现出的多寡,除了会随教学单元而有所不同,也会因人而异,但个案学童并未因教学情境的不同,而改变其思考风格与模式。 蒋淑慧(2007)[80]以新北市 347 位国小六年级学童为研究样本,分析学童思考、创造、批判与推理四种思考表现,并探讨思考能力中创造、批判及推理思考的关系。 实验结果发现小六学生以“立法型”思考风格为多数,女生在批判性思考上的表现明显优于男生。在创造思考方面,“立法型”及“司法型”学童表验优于“行政型”;批判思考方面,“司法型”学童表现优于其他两型。 儿童的推理能力编辑黄幸美(2001)[81]以 60 位国小五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比较接受数学实验课程教学儿童与非数学实验班儿童,其问答讨论与类比推理解决结构特征相似的数学及自然科学问题表现的差异,并分析其类型与解题历程。发现实验班儿童接受沟通讨论与合作解题为导向的教学,类比推理解决数学问题优于非实验班的儿童,但是对于问题结构特征相似但不同学科领域之自然科学问题,表现并未显著优于非实验班儿童。 而对于儿童推理能力的检测,江淑卿(2001)[82]以 60 位 6 岁和 7 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使实验组接受类比推理模组教学,控制组未接受教学,并施以“归纳推理能力测验”的类比推理测验和临窗谈话。 研究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后测得分明显的提高,而控制组则无明显差异,得知学习潜能评估促进六岁和七岁儿童的类比推理能力、改变儿童的解题类型、激发其认知功能。江淑卿(2006)[83]再度透过“前测-中介学习-后测”动态评量的程序,以评量与提升幼稚园与一年级儿童的推理能力。在中介学习阶段(分为分类模组、系列完成模组、类比推理模组)透过儿童、评估者、中介学习活动之互动历程,引导认知功能发展,发现各模组能提升六岁和七岁儿童的分类、系列完成或类比推理能力,验证了各模组在“儿童归纳推理测验”之教学效度。 批判性思维编辑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或称批判性思考、思辨能力、严谨的思考、明辨性思维、审辨式思维等,是对事实的分析以形成判断。该主题存在几种不同的定义,通常包括对事实证据的理性、怀疑和不带偏见(Bias)的分析或评估。批判性思维是自我导向、自律、自我监控和自我纠正的思维。它的前提是同意严格的卓越标准并谨慎使用它们。 它需要有效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克服先天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等的承诺。 批判性思维一词描述了合于理智的反思性思维[5]。将外行人的思维导向科学的方法论标准(参见科学方法)尤为重要。 外行人在知识社会中扮演公民的角色尤其重要。 批判性思维的历史编辑批判性思维的最早记录是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教导。 其中包括柏拉图早期对话的一部分,苏格拉底在道德问题上与一个或多个对话者进行接触,例如质疑苏格拉底逃离监狱是否合适。 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反思。 苏格拉底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不能依靠那些"权威"的人。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一个人要过上好的生活,或者要过上值得过的生活,他必须是提问者,或者必须有一个质疑的灵魂。他确立了在我们接受值得相信的想法之前提出深入思考和问题的重要性。“寻找证据,仔细研究推理和假设,分析基本概念,不仅要注意说了什么,而且也要注意做了什么”。苏格拉底在提问方式中强调,需要思考清晰和逻辑的一致性。他问人们问题,以揭示他们的非理性思维或缺乏可靠的知识。苏格拉底证明,拥有权威并不能确保准确的知识。他确立了质疑信仰的方法,密切检验假设,依靠证据和合理的理由。 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的教导,并发扬了批判性思维的传统。亚里斯多德和随后的希腊怀疑论者完善了苏格拉底的教导,运用系统思维和提问,从一目了然地确定现实的真实本质。 苏格拉底为批判性思维的传统设定了议程,即反思地质疑通常的信念和解释,仔细区分合理和合乎逻辑的信念,和另一些它缺乏足够的证据或合理基础来保证的信念——无论这些信念对我们本土的自我中心主义多么有吸引力,无论它们如何服务于我们的既得利益,无论它们多么舒适。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与内涵编辑在1941年最早提出此观念的美国学者Edward Maynard Glaser认为“批判性思考”必须具备三项特质:
1990年,一群美国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批判性思考”做了以下界定: 批判性思考与论证编辑批判性思考的重点,常被称为“论证”(argument)。论证是透过某种媒介所传达的讯息,媒介的类型可能是言语、文字、表演等。借由批判性思考训练,不论讯息是表面的还是隐藏的,便有办法正确判断所接收到的讯息,并建立自己的论证。 思辨活动编辑批判性思考为一复杂的思辨活动,其涉及广泛的技巧与态度,包含:
批判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编辑通过引用各自的许可问题、证据来源、标准和规范等等,批判性思考在所有专业界别及学术领域中尤其重要。在科学怀疑精神的框架下,批判思考的过程涉及精心的采集和诠释资讯,并达至合理的结论。在仅反映应用本质的情况下,批判思考的概念及原则能应用于任何情景
,所以批判思考形成一个横跨多个相关思考方式的系统,这些思考方式包括人类学思维、社会学思维、历史思维、政治思想、心理思维、哲学思维、数学思维、化学思维、生物思维、生态思维、法律思维、伦理思想、音乐思维,或像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商人一样思考。换句话说,虽然批判思维的原则通用于不同范畴,但应用时应反映上文下理。 由于能赋予人分析、评鉴、解说和重构思维的能力,从而降低采纳、按照错误观念行动或思考的风险,因此批判性思考在学术界倍受重视。 扩散性思考与创造力测验编辑张万英(2006)[84]提出了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并认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根基在于思维的灵活性,而思维的定势和功能束缚著人的思维的灵活性;要冲破这些思维禁锢的束缚,提高思维的灵活性,就需从训练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和思考同题时多采用动词等方面做起。 陈学志、洪素𬞟、许祎芳、邱皓政、关秉寅、詹志禹(2009)[85]则为了编拟一套适用于台湾高中职学生的创造认知能力测量工具进行研究,此测验融合扩散性思考与顿悟性思考两种客观测量工具的优势并改善其缺失,同时利用了中文方块字富有变化的有限集合特性,计分客观而简便,并且非常符合本土需求。 黄博圣、陈学志、黄鸿程、刘政宏(2009)[86]为了改善现今之扩散性思考测验多为概念流畅力取向之测量,缺乏联想流畅力取向之工具发展,进而提出了“词汇联想策略扩散性思考测验”(DTTWAS),尝试增加与修改流畅、变通与独创性之计分规则。 而为了对创造潜能进行检测,邱发忠(2010)[87]发展“词汇概念联结测验”(Word ConceptionAssociation Test,WCAT),并假设让试者在 WCAT 与“顿悟性问题思考测验”得分间具有相关,在 WCAT 与“华─葛氏批判思考量表”得分间无相关,进而区辨顿悟性思考、扩散性思考与批判性思考,发现“词汇概念联结测验”的信效度获得支持。 生活应用编辑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编辑许多语言学家主张语言决定或影响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或对世界的知觉,这种论点即是“语言决定论”。 但很多证据表明语言决定论是错误的,思想的确仰赖语言,而许多历史也要靠语言传承,但语言始终无法决定人类的思想。不同的语言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影响思维,并有许多哲学论文对其进行研究,但由于特定语言对特定思维模式的影响很难划分,所以此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对这一理论持有正反面的人,往往都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去对不同语言之于思考模式的差异进行深入研究。 最有名的学者是沃尔夫(B.L. Whorf)。他研究许多不同的语言,发现不同语言在其结构中强调不同的事物。他因此相信这些强调一定会对语言使用者在思考周遭的世界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
语言相对论编辑不同语言区别不同的范畴,因此各语言使用者对于世界的看法也不同 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认为不同语言将区别不同的范畴,因此各语言使用者对于世界的看法也不同。像是对颜色的形容,各个语言都有自己的区别。 在政治中,语言可以左右立场以及意见,若换一种方式讲话,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思维。像是有些特殊词汇带有偏见、否定,甚至是歧视的意味在其中。如今随者人们的思想转变,这些有争议的词汇也会改成政治正确的词汇。像是以前曾称原住民为番,带有歧视意味。在 80 年代时为原住民正名,致力于消除偏见歧视意味。 不同语言对事情的叙述表现编辑目前世界现存的语言约有七千多种,但不同语言可传达的讯息却不尽相同,甚至会造成认知能力的不同,进而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语言在形成时,会受其文化影响,形成特有的语意、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当不同语言的使用者试图表达同样的情境时,会有差别地选择其想要传递的讯息。即便大脑接收了相同的讯息,也会因语言形塑的差异而解读出不一样的资讯。 事实上,大脑在经由感官接收文字以外的讯息后,会先对所经历的情境、感知的事物,产生笼统的概念及心理图像,再以语言进行思考解读。因此即使身处不同母语环境下,学龄前孩童间的心理图像和解读出的资讯仍然相当近似。反之,经过充足语言学习的成人,则因其接受不同语言训练,导致他们对所经历的情境、感知的事物之各个面向,产生程度相异的敏感度。另外,没有被纳入其语言的基本语法与句型架构面向,则容易被语言使用者的大脑忽略。因此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即使使用相同的第二语言,对相同情境与事物进行解读与表达时,仍有显著差异。也因为人的大脑思路会被其母语形塑,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在其母语不具有的概念上产生障碍。经由学习第二外语,将能一并习得该语言背后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 语言影响思考编辑母语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著重、在意的点也会因此相异。故具备双语能力之人士在使用母语或第二语言时,即使是观察相同的事物,产生的各别观点也可能相距甚远。以翻译为例,语言学家 Panos Athanasopoulos(2015)在实验中邀请通晓德文和英文的双语人士去形容照片中的情境,实验结果发现“德国人”会把“动作”和“动作的目标”都一一描述,至于“英国人”通常则注重“动作”。有趣的是,双语人士在使用德语进行实验时,结果与德国人一致;而使用英语时之结果则与英国人相同。将上述的实验结果套用至翻译中可知,当译者在翻译时,除了文法差异,更重要的是会牵涉该语言背后的世界观与文化脉络。 如何促进创意思考的产生:孕育效应编辑历史中不乏灵感突现的轶事,例如为了国王王冠是否纯金打造而伤透脑筋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洗澡时突然悟出浮力原理;为了苯的分子结构苦思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August A.Kekule),则是在打盹时看到一堆跳动的珠子形成首尾相连的串珠,而触动苯分子可能是环形结构的想法。研究指出,当一个人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却仍旧无法解决问题时,若暂时离开该问题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活动上,进入所谓的“孕育期”(incubation period),解题者反而有可能顿悟到问题的重点或解法而豁然开朗(illuminaiton)。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孕育效应”(the incubation effect)。这些著名的传闻显示了灵感发生的条件,一为必须要有个让你在意、投入很深却不得其解的特定问题,二为问题能暂时搁置,以便从事其他较不耗费心力的活动。心理学的研究也显示在孕育期从事较不耗费心力的活动(亦即认知负荷低的活动),比做认知负荷高的事情更容易有孕育效果产生。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可能在从事比较不耗心力的活动时,解题者还有剩馀的脑力(认知资源)东想西想,即所谓的心神漫游(mind wandering),因此容易在脑海中接触到跟解题有关的线索。 书籍影音编辑相关书籍编辑科普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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