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雄的大魔境 粵語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號少陵野老，一號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會寫實著稱。杜甫家族出于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时京兆杜氏多自称为杜陵人。曾任左拾遺、检校工部员外郎，後曾隐居成都草堂，世称杜拾遺、杜工部，又稱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與李白并稱「李杜」[1]，為了與晚唐的两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又稱作「大李杜」，明清以后也常被尊稱為“老杜”。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3]。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以风格浑朴沉郁著称。相对李白疏朗洒脱的“诗仙”，杜甫被后人奉为“诗圣”。他的诗也因其社会时代意义被誉为“诗史”[4]。

杜甫家族出于襄阳杜氏，是京兆杜氏的分支、西晋军事家杜预的后裔。家族自襄阳徙居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5]。杜甫对他显赫的先世有描述，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的诗篇留下[6]。

杜甫自称为晋朝当阳侯杜预的“十三叶孙”（参见祭遠祖當陽君文）。传世文献对杜预之后世系有分歧，《元和姓纂·卷六·杜》称他为杜預“少子”杜耽之后。《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四·杜》称他为杜預“幼子”杜尹之后。岑仲勉考证杜甫为杜耽之后，且為杜預十四世孫[7]。胡可先根据杜甫叔父杜并墓志所记载的先祖及相关，认为杜耽之说的杜甫世系，在杜乾光几世之前缺失一世，排列如下[8]：

杜甫的外祖父母均為李唐皇室之後，杜甫外祖父之母是唐高祖之外孫女。杜甫外祖母之父是唐太宗與韋貴妃之孫；杜甫外祖母之母是唐太宗與韋貴妃之外孫女。

杜甫早年的生活情况历史对其知之甚少。杜甫生于唐睿宗景云三年正月一日（712年2月12日）[9]，出生地没有具体记载，一派學者認為在巩县瑶湾，也有人推论为洛阳[10]。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知名政治家暨诗人，新唐书本传称“（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11]，父杜闲，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审言生闲，闲生甫[11]。母清河崔氏早亡，父闲续娶范阳卢氏[12]。从二姑居于洛阳，九岁时即文名震东都。一兄早夭，有异母弟三，异母妹一，常见于其诗。惟继母未见诸笔端，任凭后人臆测[13]。

杜甫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14]，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15]，自称“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16]。因有神童之目，遂至“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15]。

杜甫在青年的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的时候，他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二十岁的时候，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巩县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這一次出遊即是快活愜意，這段時間主要是打獵與唱歌：「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17]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结婚了。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18]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14]，“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14]的齐赵之游。其時，正當開元全盛，到處一派昇平，杜甫這一段時期的情感傾入詩中，豪放而自負，熾熱而奔放，明朗而開闊。這是杜甫早期詩歌藝術的特點。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权贵之门，干投行卷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鬱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19]。

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官职，稱“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20]，朝廷就將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為稚子餓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险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长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鳳翔)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21]。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天寶十七載，五月，賀蘭進明陷害房琯，杜甫遭株連，从此受到肃宗的疏远[22]。闰八月，敕放郧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华州，从此永远离开朝廷。[23]

当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使郭子儀六十萬大軍溃败，朝廷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24]。七月，杜甫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25]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备尝艰辛，一度濒临绝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诗歌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26]。

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5]。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27]。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他和嚴武之间亦发生过矛盾。严武性格暴烈，《新唐書》記載有一次杜甫因醉酒對他不敬，说了一句“严挺之乃有此儿”而令他怀恨在心。一日欲将杜甫与梓州刺史章彝杀害，已经准备好人手，左右告诉其母之后杜甫才被救下，唯独章彝被杀。《新唐書》說严武「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28]。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22]，杜甫诗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29]。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30]杜甫因“风疾”病逝[31]。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專家認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並在杜詩中找到證據，“我多長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32]。長卿病是指司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說杜甫人在耒陽，為洪水所困，十餘日未進食，後來耒陽聶縣令雇小船來接他，並且贈送許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盡，竟大飽而死[5][33][19]，郭沫若據此認為杜甫是吃了“天熱肉腐”之物，因食物中毒而亡 [34]。杜甫靈柩停厝在岳陽，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但现有八座杜甫墓，分别位于河南巩义市、河南偃师市、湖南省耒阳（今耒阳市）[35]、平江县等地。

杜甫诗歌現存1400多首，寫詩可分四個時期：

作品集[编辑]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22]，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36]

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創造出深刻動人之意境[37]:19。

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並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

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

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準確並時有創新，善於運用民間口語和方言俚諺入詩[37]:24-30。形象生動，多姿多采。

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

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

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氣魄闊大雄偉，詩歌意象鮮明強烈[37]:20-22。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38]，后来杜甫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39]。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40]，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41]。

杜甫的诗歌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42]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43]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44]是他的創作風格。

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45]。唐末王叔文当永贞革新垂败时，反复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46]。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47]。陈善《扪蝨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稱“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48]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49]

杜诗有詩史之稱，这种说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50]。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証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另一說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30]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代表作[编辑]

《登高》

《絕句》

《江南逢李龜年》

唐代[编辑]

中、晚唐寫實詩人如張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鶴、曹鄴、皮日休均受杜詩影響。杜甫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民生疾苦，下啟中唐新樂府運動。韓愈詩氣勢雄壯，沉雄博大、奇險生硬、拗折艱澀、喜以文為詩，乃受杜詩影響。李商隱詩濃麗沉鬱、氣象高遠、造語精工，亦受杜詩影響。

宋代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說：「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

唐人學杜詩的較少，[51]葉少蘊《石林诗话》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稱“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52]李调元《雨村诗话》认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洪业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宋代[编辑]

宋初白话体诗人王禹偁评价杜甫说，“子美集开诗世界”。江西詩派的始祖黃庭堅詩宗杜甫，江西詩派有「一祖三宗」之說，「一祖」即為杜甫。江西詩派師法杜詩奇峭的一面，黃庭堅認為杜甫作詩，無一字無來處，而江西詩派亦要求字字有來歷。江西詩派亦喜用始於杜甫的拗體。

宋代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蘇軾[53]、陆游[54]、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裡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55]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56]

海外[编辑]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朝鲜王朝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罗斯最喜欢的作家。[57]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58]

杜甫在其有生之年以及去世后的一段時間，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視[59]，高仲武編《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竟未选录杜诗。《河岳英灵集》亦未选杜诗。今存唐人選唐詩十種選本中，除韋莊《又玄集》選杜甫七首詩外，其余選本均不選杜詩。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所以得以保存[60]。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苏轼首倡杜诗“集大成”说[61]，其《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诗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62]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清初文學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63]